结构分析: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新方法

通过结构分析发现,经济法调整对象不再表现为单一的特定经济关系,而是一个复合的有机体。经济法调整对象并不存在统一的性质,而处在共同领域,并呈现出两个相对应的层次。这与经济法将目的性立法、程序性立法以及体现谦抑法则的辅助性立法融合在一起的立法模式是相吻合的。在目的性立法明确的情况下,整个调整对象将具有十分确定的外延。

经济法内容:基于制度选择的理论诠释

经济法由不同性质的制度构成。这些制度不仅可以通过市场规制法、财税法、宏观经济管理法等现实立法体系进行"凝固化"黏合,而且可以从理论上将其作为制度选择结果予以"生动性"描述。用制度选择理论解释经济法内容,可以对这些制度之间复杂关系予以厘清,并直接回应为何经济法具有"公私法结合"的应用法形式。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基于公益立场的赋权制度,可为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奠定法律基础,而在执行制度选择上实现创新,则可以节约社会成本。

经济法制度融合:以权益为中心的理论考察

经济法由权益制度和执行制度构成,两者在内部形成目的与手段的融合。其中,权益制度应处于中心地位,是执行制度的目的之所在。权益制度对公益立场的选择,可为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奠定法律基础,而执行制度在执行方式上不断实现组合和创新。通过对两种制度相互融合的方式和表现形式的深入分析,可以解释经济法"公私法结合"的独特法律现象。

公司章程修改案两种裁判思路评析

目前法院处理公司章程修改案中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裁判思路:一种是主张尊重修改章程法定程序的效力,仅对程序的结果即股东会决议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另一种则主张直接从程序入手,要求特定事项的章程修改必须经全体股东同意才有效。哪一种主张更合理,存在争议。通过梳理裁判思路背后的学理基础,发觉前一思路自由裁量依据不足,而后一裁判思路直接与公司法上的程序规则相冲突,具有合理性而又不具合法性。因此,需要从立法上根本解决公司章程修改案的司法裁判难题。具体而言,立法可以考虑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超级多数决和类别表决制度来完善现行《公司法》上的多数决规则,从而增强其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能力。

经济法制度选择溯源

经济关系主体对经济法的选择,强调的不是事后能否给予公正的裁判,而是事前是否进行了社会成本节约的共同预防。借助经济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发觉经济法蕴含着"经济共同契约"(自然法)精神,这种精神使经济法专注于经济集体浪费或者自我消耗之预防,并通过保护特定经济关系引导公众行为、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协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特殊经济困难或问题。

经济法形式:基于规范多样性的理论思考

经济法规范的多样性给其形式的定位带来困难。如果认识到不同规范功能的一致性,并从法律分层理论上作适当推动,这一困难将得到克服。从规范功能配合的角度分析,经济法通过规范合力达到立法目的,实现目的规范与手段规范的结合、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的结合,因此,形式上不是单纯的经济行政法,而是保护特定经济权益的"应用法"。明确经济法形式既利于将其与行政法区分,也利于深入理解其与众不同的结构性规制方式。

经济法的功能:全面审视的另一个视角

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维度看待某一部门法的功能:横向规范对象维度和纵向法律执行维度。虽然两者是互相联系的,但所取得的结果有所不同。基于纵向法律执行的维度,经济法的功能实际上就指是其执行宪法的功能。从这一维度观察,经济法包含着经济本体法、经济行政法、经济民法三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本体法直接传承经济宪法的相关精神,将其转化为可供操作的具体内容,而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民法则负责为本体法建立可行的实施机制。从这一维度观察,经济法为整个法律体系带来的是和谐而不是冲突。

保险代位权中“第三人”范围确定方法探析

仅从保护被保险人角度确定保险代位权中"第三人"范围存在一定困难。如果同时参照保险利益原则,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确定方法,它可以使"第三人"范围变得更加清晰。即除故意造成保险事故外,不同主体在事故发生时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保险标的上具有同一保险利益的,不应当认定为"第三人";而与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时在同一保险标的上不具有同一保险利益的主体,因违约或侵权责任导致保险标的受损,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后,可以在相应金额范围内向该"第三人"进行追偿。在具体采用上述方法时,还需要适当注意侵权与违约竞合情况下保险人诉讼选择对"第三人"范围正常延伸的影响。

有限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司法争议问题探析

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合同效力以及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合同效力的争议均集中于股东购买权性质,然而,目前法院对股权性质的认识仍停留于对权利行使方式的考察,而未有对权利背后具体基础关系的探究,因此形成了理解上的本末倒置。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基础关系是公司组织合同关系,因此,将其定性为请求权比较妥当。规避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因为其效力"射程"极为有限。如果根据"请求权说"适当扩展其"射程",将从根本上解决对规避行为进行司法制裁的疑难问题。

英美集团诉讼中的特别司法规制及其借鉴意义

英美两国民事诉讼立法对集团诉讼均采取特别司法规制措施。从经济动因上分析,对集团诉讼实施特别司法规制是其发挥规模效应的必要条件。缺乏这种规制,诉讼将会深陷"集体行动问题"和"代理问题"之中;而通过特别司法规制破除两大经济障碍,则可以直接提高集团诉讼的活力,使其避免陷入被实践"束之高阁"的尴尬。英美集团诉讼特别司法规制立法对我国未来代表人诉讼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有必要引入特别司法规制措施来增强代表人诉讼的活力,但应当根据我国社会条件和法律文化严格控制相关规制措施的范围和程度,以实现对其经济上投入和产出的有效控制。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立法路径探讨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不仅在程序运行中面临人数众多带来的"集体行动问题",而且在实体裁判中也存在股东财产循环、净损害度量等影响裁判实体公正的现实问题。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立法过程中,虽然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与应对影响裁判实体公正的现实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原则上仍应以积极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作为立法的基本导向。考虑到我国司法体制的实际状况,立法对投资者人数众多带来的"集体行动问题"不宜采取"选择性激励"律师之手段,而应以替代性措施加以解决。

从《1.9规定》实施效果审视其限制证券民事诉讼方式之规定

对特定时段最高人民法院《1.9规定》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发觉存在"起诉率偏低而赔付率偏高"问题。究其原因,限制诉讼方式规定起了较大的负面作用。起诉率偏低反映符合条件的适格投资者大部分缺席诉讼,被告违法成本低,凸显平等主体投资者在实现诉权上的不平等;而赔偿率偏高则说明仅仅部分参与诉讼的适格投资者得到高额甚至是超额的补偿,这实际上又引起诉讼内外实体上的分配不公。因此,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当下,立法应当及时修改这种限制诉讼方式的规定,通过推行证券公益诉讼,或者合理改进民事诉讼法中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建立相应实施机制来减少投资者的诉讼成本,使其能够平等、公平地实现诉权。

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改革的路径选择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改革要考虑内部动力和外在约束条件。解决投资者组织诉讼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应摒弃美国证券集团诉讼中的'选择性激励'集团律师之手段,积极采取替代性方法。《证券法》修订草案第175~176条忽略了机构代表人的'代理问题';在通过生效裁判拟制'集团'的基础上大胆引入'退出制',却忽略了投资者实施'退出权'的保障机制。因此,应尽快对相关内容予以完善,以严控制度运行成本。

证券集团诉讼辨识标准探析

从英美两种典型证券集团诉讼形态的具体制度中可以归纳出证券集团诉讼辨识的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一般要件是通过司法确认完成对"集团"的拟制,而特别要件则为诉讼必须具有证券损害赔偿之诉因。国内对证券集团诉讼的认识忽略了司法权在"集团"拟制中的运用,这恰恰遗漏了一般要件中最关键的部分。

新《证券法》下内幕交易主体范围确定之构想

对新《证券法》所采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标准之理解,因"取得"等术语的介入以及授权补充立法条款的保留而容易产生认识偏差。通过厘清"获取"与"知悉"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吸取成熟资本市场国家和地区内幕交易理论发展中的教训,内幕交易主体认定标准可以解释为"不当获取并知悉内幕信息"。根据这一标准,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的补充立法应当将"知情人"限定为可以利用身份、职务便利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相关司法解释也应该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限定为"利用窃取、骗取、套取、窃听、利诱、刺探或者私下交易等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受密人"作为泄密人的相对人,则应恢复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

构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规制理论的基本路径探析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的内幕交易规制理论,均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缺陷。考虑到我国的本土环境,应该借鉴其中两种主流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自己的规制理论和相应制度。具体而言,在主体规制方面,可以吸收"欺诈论"中通过区分内幕信息来源确定主体范围的基本方法,扬弃其单纯借助"信义关系"来确定主体范围之做法;在行为规制方面,则可以学习"滥用市场论"对客观行为进行定性之方法,而扬弃其在主体认定中采取的"知悉"标准。在这种"折衷"的理论模式下,整个行为认定的重心将转向行为人通过何种途径获取内幕信息并最终用于何种用途。内幕交易规制的对象也可以因此而归结为两种情形:一是"获取"内幕信息来源不正当而"知悉"并"利用"该信息实施客观行为;二是"获取"内幕信息来源正当,但"知悉"并"利用"于实施客观行为这一不正当用途。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内在逻辑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逻辑起点在于经济价值判断。应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进行制度选择分析,强调禁止内幕交易行为是因为替代性制度在经济效果上“更优”,而不是直接认定行为本身无价值。在实施替代性制度的背景下,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的道义标准仍然是规制范围确定的基础。总体上应摒弃客观行为违反“信息绝对平等”或者“信息平等获取”等令人误解之观念,根据内幕信息“获取”来源和“利用”用途区分不同的道义判断标准。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逻辑终点是贯彻禁止内幕交易的道义标准而选择合适的规制路径和方法。我国应该选择折衷路径确定内幕交易的规制范围,并根据“利益冲突”和“非法获取”两个具体行为认定标准来具体执行。厘清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内在逻辑,有利于理解现行立法不断扩展规制范围的共同趋势,也可为构建本土规制理论奠定基础。

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路径检讨——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担保司法解释(讨论稿)》

公司越权与公司法人代表人越权具有不同的法律含义。仅仅针对《公司法》第16条、第121条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并不妥当。原因在于,《公司法》第16条、第121条规制的法定代表人越权和维护强制性秩序的《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正确的适用应该是将《公司法》第16条、第121条直接引入维护公司意思自治的《合同法》第50条之中,并且通过司法解释对其适用中不可避免出现的'漏洞'予以弥补。只有纠正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视为公共强制秩序的错误思想,才能从第16条、第121条属于管理性还是效力性强制规范的不必要争论中走出来,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来实现对越权担保合同双方信赖利益的公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