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监管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在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的同时,对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主要存在如监管模式单薄导致的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监管科技升级受限、监管配套政策灵活度低、市场垄断性和脆弱性并存及不稳定因素增多等障碍。面对新型监管困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监管立法中分别采用了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分业监管、“混合式”监管等模式,从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监管重点入手,确保金融与科技的有机结合,进而实现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平衡。本文借鉴国际金融科技监管立法经验,基于金融科技监管法规的国际发展趋势,从制度供给侧提高监管能效,以避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

数字人民币试点中的个人信息法律监管

自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试点数字人民币工作以来,在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法定货币数字化将对我国金融制度和结算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提高交易效率、节约交易成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个人信息泄露的金融风险,例如:监管层的信息泄露与权力滥用风险、交易层的信息处理风险以及应用层的交易信息泄露及二次侵权之风险等。金融监管一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核心途径,能够有效弥补法律法规出现的供给制度不足。为此,应当及时在立法层面完善制度机制、采取先进的监管科技手段、改良知情同意规则等,最终为国家层面提供良好的制度借鉴与实践基础。

人身安全保护令独立性的制度价值及其实现

人身安全保护令直接关系到家庭暴力中受害人人权的实现,而自由权又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作为离婚诉讼的附属程序,直接损害了受害人自由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虽然《反家庭暴力法》以默示的方式承认了保护令的独立地位,但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真正独立性的建立仍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确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独立性,要求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实现其实体与程序上的独立价值。

人身安全保护令对传统婚姻法理念的突破:观察《反家庭暴力法》

受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影响,家庭关系成为阻碍公权力约束家庭暴力的一道屏障。为了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反家庭暴力法》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扩大了家庭暴力受保护主体的范围,为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暂时处分财产提供了依据,将家庭暴力案件执行管辖权扩张到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然而,在突破传统观念的同时,立法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体现出一些不足。通过总结归纳当前的立法现状,用比较法的研究方式对比域外的先进立法,以明确被保护对象的范围、建立婚内财产处分具体措施、具体分配执行管辖权以及严格处罚违反行为等方式,充分传达家庭暴力非法的信息。

论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划分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现并实现人民的意志,在地方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有着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样的职能。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以及政府职能不断法治化,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强行政立法这一抽象行政行为的使用。然而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不难发现地方政府的立法已经成为了地方立法的主导,政府立法权过重,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过轻的现象愈演愈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政府立法权限划分的现状以及如何实现合理划分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研究——以怀宁县为例

自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诉讼与仲裁,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制度,凭借着我国悠久的调解传统和低成本、高效率解决争议,日渐成为基层纠纷解决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关卡。虽然在立法上有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例如调解员经费保障、司法确认、没有完善的程序等等问题。通过对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发现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以后的人民调解工作完善提供一些完善措施。

中国违宪审查初论

违宪审查是当代民主基本制度之一。我国自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行使一次违宪审查的权力。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没有宪法文化的铺垫,而在于制度设计的不足。本文通过分析违宪审查基础理论,评价当前制度运行现状,以及探讨宪法委员会的设立,希冀能够为优化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实现宪政提供参考。

社区矫正执行中若干问题分析

社区矫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许多困境。通过对执行主体和社区矫正人员两大主体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即将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添微薄之力。

中国法治话语的理论探析与本土法治方言的建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中国的法治话语逐渐引起重视,在长期学习苏联法治经验和受到西方法治话语的推力下,我国的本土法治方言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因此,本研究在分析中国法治话语缺失原因的基础上,凭借福柯有关权力话语的认识,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的法律实质渊源、价值观和法学研究方法论。

我国宪法性规范区际法律冲突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主、地区分权极其发达的国家,区际法律冲突较为突出。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区际冲突法的研究往往只局限于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形成的"一国四法域"局面带来的影响。其实在这之前,中国由于地方立法的发达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变通立法,已经为我国区际冲突带来了很多影响,而这些影响均来自宪法和宪法性规范的规范。文章试图通过对我国宪法性规范对于区际冲突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一些解决途径。

论中国区际私法反致制度的建立

自1878年法国福果案至今,反致制度一直是国际私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于反致有完全肯定,部分肯定和完全否定三中态度,而肯定或者反对的理由也大同小异。本文意在以另一种眼光审视反致在中国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即以当代中国的国家结构为着手点,从客观上分析反致存在的必须,摒弃以往注重主观分析的角度。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为例

大数据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大数据与思想政治课程的结合不仅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数据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思路和策略,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系统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创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永恒使命,智能时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教育提供工具和思维方式,新技术、新手段、新思维模式不能缺位于新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为精准教育和个性化培养提供可能性,大学生个体性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容易产生很多不确定性,其自主性越强、不确定性越大,通过获取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大数据予以消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性教育与特殊的个性化教育相结合。

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

知情同意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以信息自决联结知情与同意权能。儿童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由父母替代决定是履行父母职能的重要内容。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文章以美国《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蓝本,审视我国现有立法中父母知情同意原则的制度基础,从民事立法为主的多元保护路径、儿童数字年龄、儿童网络服务内容、实施中的技术要求以及处罚机制5个方面完善父母知情同意原则,进而保护儿童个人信息安全。

论家庭暴力案件中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实现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环境的法律特征和暴力行为受害人的弱势地位,以往的证明规则难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负面影响了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阻碍了受害人获得司法救济。在暴力循环理论的基础上,立法吸收表见证明规则的实现方式,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转变为对暴力历史这种经验事实的列举,适时地增加证据种类和证据收集主体,推动法官自由心证的形成,是受害人及时获得民事救济的重要方式。

《民法典》欺诈婚姻的理解与适用——以民事法律行为为中心

《民法典》的出台实现了婚姻家庭法的法典化回归。欺诈婚姻是身份行为,受民事法律行为的涵射。然而身份行为的人伦特征要求有其独立的制度价值。理顺婚姻缔结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是理解欺诈婚姻内涵和效力的前提。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家庭关系的事实先在性,是欺诈婚姻得以正确适用的根本依据。

应用型高校法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实现路径——以《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为例

课程思政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一直以来,我国应用型高校法学教育课程缺乏思政元素,没有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统一。在紧紧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指导下,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以培育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为目标,通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现应用型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完善。

论《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中的离境否决权

《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为监护权和探视权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护.离境否决权(Ne Exeat Rights)是否构成公约项下的监护权成为享有该权利的父母要能否求返还儿童的重要判断标准.同时,由于我国缺乏共同监护制度,该权利的定性直接关系到我国加入公约之后转变非受惠国地位的问题.

代孕背景下的亲子关系认定——基于意思自治的理论视角

现代生殖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虽有助于破除特殊群体在传统自然生殖方式下无法实现生育目标的障碍,但也不断挑战传统生育语境中亲子关系认定原则。通过梳理传统亲子关系认定原则在代孕问题上的局限和矛盾,并比较域外典型代孕政策中亲子关系认定相关内容,剖析其立法表达可被我国现实需求所摄取之部分。同时,在功能实效中探究代孕行为中“意思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表达的代孕协议这一关键内容之实态,以及其对亲子关系推定及否认的影响,以期构建在该原则前提下对传统亲子关系认定原则矫正后的,更加完善且具有相当适用性的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认定应然原则体系。

刑事速裁程序的检视与完善——以诉讼价值平衡论为视角

刑事速裁程序的司法适用初步构建起认罪认罚制度下诉讼程序新体系,即繁简分流的梯度程序体系,然而其对于效率目标的实现却被正义和秩序要求所限制。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新样态,理应在刑事诉讼价值框架中发展和完善。在对速裁程序存在问题和刑事诉讼价值理论学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速裁程序置于诉讼价值平衡论下对相关缺憾进行价值问题转化。以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动态平衡为前提,整体深入探究诉讼活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关系,从结果层面确认实体正义超越程序正义之理论和实践可能性,并依此探究速裁程序相关问题解决路径。

论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与中国立法的完善

执行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最重要的环节,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都建立了完善的执行体系,前者以分配执行主体和处罚违反行为并重,后者以藐视法庭罪处罚作为执行的核心。中国大陆立法与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执行主体与处罚机制都存在缺陷。通过对比研究两种执行体系,为中国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的完善提供合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