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号的多层级传递与市级政府行为合规:基于环境信息公开案例的实证研究

政策信号是传递上级政府治理意向、激励下级政府行为合规的重要手段。分析政策信号多层级作用机制下市级政府2008-2018年环境信息公开行为发现,政府组织中的上层与中层信号均会显著影响下层政府合规行为;在多层级传递过程中,政策信号的影响随行政级别差异的增加而减弱;中间环节传递的不一致信号会削弱上层政府信号效果;在交互作用中,上层政府的“强信号”将翻转中层政府的“不一致”信号,而“弱信号”则可能被后者抵消。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全球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在“双碳”目标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到来的时代背景下,立足全球视野,整合国际经验,凝练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检验并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力,成为学理所需和政策所求。运用熵值法测度全球88个经济体200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样本国家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速显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增长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②数字经济与人均碳排放量呈现显著的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当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拐点左侧。③不同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导致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差异。高收入国家与非资源型国家更易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碳减排。④数字经济通过调整贸易开放水平、促进金融发展、提升政府效率3条路径实现碳减排。⑤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可显著调节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力,二者均能够带来曲线拐点右移并使之更加平缓。研究建议,从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改进、社会数字素养培育、科技创新与路径依赖规避、传递机制强化、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的调节效应增强等角度,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力。该研究丰富了“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的经典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学理内涵。

环境治理中的数字赋能与监管效率提升——基于人工替代的视角

随着数字技术进入政府治理、企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转型。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了环境治理模式与手段的转变和革新,促进了环境监管效率的提升。在此背景下,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104个地级市2008—2020年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对传统人力环境监管/督察次数的替代效应。研究发现:①环境治理中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对传统人力监管的“替代”,即随着地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所接受的上级人力监管频率将最终得到下降。②数字技术的人力监管“替代”效应可以通过对重要污染物的减排实现,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对辖区污染物产生的减排效应影响上级人力监管频率。③数字技术应用对人力监管的“替代”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极大地改善了监管不充分、资源浪费与效率低的问题,实现了监管效率和监管精准性的提升。研究认为:数字化时代提升环境监管效率要强化数字化环境监管能力,推动环境监管科学化水平;持续加大数字技术在生产和监管领域的应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数字技术的减排效应、增强政府获取污染信息的能力;发挥数字技术优势,扩展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广度与深度。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协同治理是跨越单一主体边界的治理活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有效利用了先决条件,确立了协同驱动因素与主体衔接机制,构建了职责明晰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了中央政府主导的横向合作的协作过程。同时,也存在着如下问题:协同组织的结构性效能发挥有限;协同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协同形式的多样性不够;协同主体致力于协同的主动性不足;协同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有所欠缺。为推动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推进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优化协同环境;充分利用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突出协同治理特色;优化协同结构,强化整体功能;创新协同形式,提高协同效率。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与政策工具选择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有关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也在不断地跟进。梳理相关产业政策变迁之中的内在逻辑,分析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本文基于政策框架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对有关新能源汽车研究文献进行了分析,将关注重点从政策的评价转到从历史的角度关注新能源政策变迁的推动力上。政策变迁是与其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的,这些动力因素又总是体现为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变迁历程中,其主导力量或政策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不断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也可以分为政府主导、汽车厂商主导和消费者主导的三个阶段。政策变迁体现了政策本身的社会价值。基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各种不同政策要素及其相关性,本文发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组织性政策工具、管制性政策工具、经济诱因性政策工具、信息性政策工具和资源性政策工具这五个方面,经济诱因性工具和信息性工具应该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工具,组织性和管制性工具只适用于产业化初期,后期应逐渐减少,而自愿性工具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完善前不提倡使用,在该产业市场得到完善后可以成为政府的选择之一。经过研究发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应注意自身的作用范围,适当处理市场与政府规制的便捷,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制效率,是未来产业化政策工具选择应重点关注的环节。同时,政府必须在政策上致力于技术创新,把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破解——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解释

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是环境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分析认为,部分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了偏差的形成。然而,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行行为与研究所述并不完全契合——在制约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积极性的制度条件均未发生本质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在时间序列上出现了时高时低的波动。即环境政策的执行偏差并非一直都有,也并非在时序上等同存在,而只是时有时无的。为此,选择信号传递这个新的视角拟解释上述问题。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本文对“时有时无的环境政策执行偏差”成因进行了剖析,试图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补充,为偏差的缩小或消除探索可能的途径。研究统计了2000—2015年中央政府通过文件(共394份)和媒体渠道传递的环境信号,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对其从可信性/可靠性、强烈性、清晰性三个维度的26项内容分别进行编码,构建起2000—2015中央环境信号和大陆地区31个省级政府环境监管行为的平衡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央政府环境信号是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的动力源;文件信号的可信性、强烈性和清晰性能够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因此,实践中,为缩小环境政策的执行偏差,可进一步有效利用中央政府信号,尤其是文件信号。强化文件的可信性、强烈性和清晰性,但要着重于颁布数量少、质量精的文件,并有侧重地运用清晰性属性,以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积极性。本文不仅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主题的文献进行了补充,还克服了环境治理领域过度关注中国环境政策执行不足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保持政策执行成功这一更具现实价值的主题,为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操作性强且更高效的途径。

区域型农业产业政策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基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政策的准自然试验

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2005—2018年面板数据,通过倍差法剖析了区域型农业产业政策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水平,但影响效应会随着政策的推进而降低;同时,该政策能够影响区域污染物排放水平,其影响效应会随着政策的推进而显著增强。由于政策对象为农业产业,因而对气候条件的影响有限。要充分发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引领、示范效应,推动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降低区域污染物排放水平。

政策信号、经济位次与市级政府环境监管行为选择

环境政策执行是决定环境治理绩效的关键。已有研究多从制度设计方面寻找环境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的成因,但是这一视角却忽略了现行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行为出现的时序上和个体间差异。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会弥补上述不足。中央政府环境信号能够影响市级政府的环境监管行为,后者还取决于其经济发展位次。优化政策信号传递机制,能够更好地调动市级政府的监管积极性,缩小执行偏差,提高治理绩效。

环境差异与移民的生育意愿——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差异因素不同于现有文献所重点关注的那些可以被无限发现或细分的移民个体或群体“特征”,普遍存在于全部移民群体之中。本文提出影响移民生育意愿的环境差异因素,并试图以此解决普遍意义上的移民生育意愿的环境影响因素问题。通过移民迁移所经历的最短迁移距离测度移民迁移时所经历的环境差异,对现有文献提出的收入、性别、年龄、民族、户籍、生育史、受教育程度、婚配特征等影响移民生育意愿的个体特征因素和群体特征因素予以控制,通过泊松回归模型的运用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移民的迁移距离与移民的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迁移距离越远的移民群体(即迁移所经历的环境差异越大的移民群体)的生育意愿越低。文章还通过交互项的使用测度了环境差异因素对不同特征群体(如男性群体、非农户籍群体)生育意愿在平均作用之外的影响效果,发现移民的迁移距离对非农户籍移民群体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高于其他户籍群体。环境差异与移民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理论上讲,从环境视角出发探讨生育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将进一步拓展移民生育意愿研究的视野。从现实上讲,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在老龄化特征突显的当下中国社会,重视公共服务的供给和优化、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的包容性发展以缓解环境差异为移民群体带来的影响,以及进行适当的人口生育激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护患沟通能力的研究进展

护患沟通是指在对患者进行医疗救护过程中,护士与患者及患者家属（包括朋友）之间交流病情信息、护理信息、患者思想感情的过程。护患沟通的本质属于行为治疗性沟通,不仅要通知患者相关的疾病和治疗信息,还要评估患者的忧虑、表达护士的理解与同情,提供必要的舒适和支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护士必备的基本素质。培养护士的沟通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现就护士沟通能力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浅析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对财会人员职业发展的影响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作为新型财务管理模式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运用并显著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未来会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广至广大中小型企业,本文在介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定义、现状、工作内容和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分析财会人员在其中工作的优劣势、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在当今全球化经济发展中，科学的财务管理在中小企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阻碍和影响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资金短缺和融资渠道狭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薄弱、财会人员素质偏低、缺乏监督机制、缺乏合理的预算管理机制，通过分析以上问题，对症下药，找到合理的解决对策。

外源压力、内生动力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选择——基于A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案例比较分析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是实现政策输出与效果相匹配的关键。立足政策执行过程视角探索政策执行主体行为选择的动力因素与作用机制,能够更好地对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作出解释。本文通过对A市在同一时间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迥异的政策执行行为进行过程追踪与分析,提出了解释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选择的“外源压力-内生动力”框架。研究发现:外源压力与内生动力既存在高度契合、部分契合、相互冲突三种情况,又存在外源压力强于内生动力和内生动力强于外源压力两种博弈状态;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相应出现规范有序、等待观望、选择执行、集中整治和执行过度等情况。本研究认为:应增强公共政策的纲领性和指导性作用,重视政策目标的统一性与执行行为的多样性、执行效果的差异性的关系,强化基层政策执行中的多元参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农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模式:一个政府主导型复合服务模型

农村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农村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网络结点,"如何服务"是服务平台健康成长和高效运营的关键性问题。基于世界银行的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服务平台的政府主导型复合服务模型,并分析服务平台的三种服务模式,分别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服务平台代为满足中小企业的服务需求;通过自主开发服务项目,直接满足中小企业的服务需求;通过组织、引导和带动服务资源及服务机构提供服务,间接满足中小企业服务需求。

协同治理中的“合力困境”及其破解——以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为例

旨在应对单一部门解决公共问题失败的协同治理备受关注,但协同过程,尤其是协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却更为关键,它直接影响协同实践的成败。这一问题表现为协同主体“合力”并不总是能够形成,存在“合力困境”。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实践发生较早、机制完善,但协同主体合力仅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产生,事件发生前后的多数时间又趋于平静。协同目标的不一致、主体地位的差异、补偿机制的不完善、能力与压力的不平衡致使“合力困境”出现。基于此,协同主体“合力困境”的破解之策在于:建立职权明确、高于区域内任一行政单位的协同组织,平衡强弱势主体间的权责差异,并通过该协同组织实现治污资源的分配转移,补偿弱势主体治污损失,促进发展公平。

协同视角下政府数据共享的障碍及其治理

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共享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议题。数据信息流通和共享是当代政府治理的本质需求之一,也是提升政府治理绩效的关键。立足于协同治理视角,考察制约政府数据共享的因素,包括分工的历史传统和管理精细化的发展趋势、大数据的技术隐患、激励制度的不完善、主体间信任的不足等。在延续现有分工结构的基础上,可通过协同机制的建设、数据管理技术和治理技术的提升、激励制度的完善以及信任文化的培育等方式打破主体间数据壁垒、实现政府数据共享、释放数据潜能,使数据资源更好地服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破解

政策执行偏差是政策执行中的重要问题。环境政策执行偏差表现在环境政策执行的发动、过程和结果的整个过程中。在中国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减少环境政策执行偏差、准确执行中央政策,是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在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的现实中,导致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主要原因包括地方分权及其相关的行政发包制、条块分割背景下的环境监管权威碎片化、经济发展指标为导向的激励制度、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等等。这些原因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它们的作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共同的。政策执行偏差的破解具有相对性。某一种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解决依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单纯就环境政策执行的微观角度而言,政策执行偏差的破解需要从环境治理的权力结构、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的激励方式和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等角度进行谋划。具体包括重新整合环境治理权力结构,提升环境部门监管能力;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强化制度设计,破解环境治理困境。

危机治理中区级政府内部协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强国家建设的重要举措。区级政府是城市治理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和层次。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强化内设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是优化城市治理结构、维持城市和谐稳定、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此意义上,探讨危机治理中区级政府内设职能部门之间协同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强化协同对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山东省五个区级政府逾两百个职能部门的调研,发现近九成的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采取过与其他部门协同应对的做法。部门能力、经验以及区政府内设职能部门之间的制衡程度对部门参与危机事件的协同治理网络的次数影响显著。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区级政府内设各职能部门与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区级政府内设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区政府内设各职能部门的自身责任以及与区政府内设职能部门的行为逻辑构成了影响危机治理过程中部门间相互协同的重要因素。如何减少协同的调控成本、提高协同效率是探讨问题的基本前提和目标。

民情与美国福利模式:基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分析

美国是"福利资本主义世界"中未建立"国家"福利体制的国家,学者将此归因于美国对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坚持、劳工组织的迟缓发展、左翼政党发展与劳工需求的不匹配。这些原因仅为美国现行福利制度的推动力,而根本原因应该到美国社会基础中去寻求。民情因素是导致美国现有福利模式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要素,民情中对于自我掌控命运的坚信、独立精神、自立和自治的习惯和传统、平等因素使美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在社会中,人们保障自己的生活,且互帮互助,形成强大的社会组织,将对福利保障的需求消化在社会内部,而未寄希望于政府,因此政府没有建设"国家"福利体制的动力。由民情导致的美国现有福利模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相互矛盾和责任意识缺失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