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法研究的话语意义

作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对民间法研究话语做一个解读。民间法研究反映出当代中国法学正在走出简单的唯国家中心主义立场,而转向社会本位的立场;在法学/法律制度的发展动力开始从唯政府推动的一元而转向多元;在法治建构上逐渐从一元图景取向向多元图景取向共存的立场过渡。当代中国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中国共产党90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法制观、秩序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的转变,并在思想观念上显现出一个从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的法转向权利本位的法、从权力至上转向法律至上等的变化,反映了其法治思想不断走向完整与成熟。

知识产权评估与质押——基于上海浦东模式的实证研究

从实证的角度上看,全国用知识产权作为质权来融资的模式大约有五种,分别以上海浦东模式、北京模式、天津模式、湖南模式和南京模式为代表。本文的评估只针对上海浦东模式,深入分析了应如何确立评估的知识框架,探讨了在知识产权评估和质押上浦东模式运作特点,存在的利弊等。

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

学界对法律思维的内涵有很多争论,有的将其置于法治理念的逻辑中予以理解;有的突出地方性知识与法律思维的关系来说明;有的从法律思维的结构来分析。所谓法律思维是主体在对规范(法律)与事实的认识和构建过程中利用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具体法律方法得出法律结果的思维过程。法律思维的特征有四个方面,即法律思维的主体具有普遍性,法律思维是一个来回穿梭于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思维过程,法律思维是不断运用各种具体法律方法的思维过程,法律思维是法律结果指向性的思维过程。

法理视域下的中国婚检制度

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对我国婚检制度的修改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并形成支持强制婚检和赞成自愿婚检制度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即通过社会干预还是依靠行为人自觉遵守来落实婚检制度。本文通过对婚检制度的立法目的、价值判断、法律冲突以及完善婚检制度的建议等问题的剖析,对此问题进行探索。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法律赋予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知情权的基本途径,也是政府有意识地推进自身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转型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本文以上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个案深入揭示该制度在我国实施的问题,以及对推进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良好实施的重要意义。

合作型司法及其权威——以法院调解实践为视角

考察一下法院调解发展可以发现,它经历了式微到再次被重视的过程。法院调解提出了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当事人主义"上,即赋予当事人更完整的程序权利。民事司法程序的原被告双方具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平等的对抗性地位,与裁判者共同构成一个对抗制的三方审判模式。但法院调解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对抗型"司法为唯一模式的思维框架。文章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解实践的解剖,深入分析调解这种合作型司法运行的动力、发生的方式及司法权威性构造的特点等,认为合作型司法模式反映了法治的民主性内涵,是和谐司法的文化表现。

规训社会中的权力逻辑与刑释人员的认同困境——基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来看,权力微观化全面完成了对于个体灵魂的控制,并由此产生了规训——通过微观的渗透、影响以及规范有效地完成社会对个体的控制。由此观照微观权力逻辑下的刑释人员以及由此引发的认同困境,应营造有益的群体亚文化,构建充满宽容的规范化裁决的环境,按照差序格局的作用规律构建接纳环境,并以自强自尊为导向构建恰当自我认知的环境。

在回应社会中推进法律的发展——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性法》一书

本文揭示了美国伯克利学派法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宗旨,即力求能够说明法是怎样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说明了法学的三种类型理论,即压制性法、自治性法和回应性法的各自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了上述理论对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意义。

民间法研究中的法律人类学进路

由于法律人类学进路对国家—社会框架做单一的支配性的理解,使得研究往往停留于对民间法运行较为表层的分析上;同时对法律社会学价值基础也没有认真检讨,未对中国当代自身的价值理论做认真研究,存在思维在西方传统模式中摇摆的情况。虽然当下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民间法乃至整个法学界研究都有所贡献,但其所开放出来的问题还没有为学界于足够的重视。

司法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

司法对转型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研究司法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既有的关于司法的研究方法有四种,这些方法作为研究进路各有利弊。情境论主张整体、同情地分析研究对象,但缺乏价值上的超越意识;政法传统中的方法看到了司法背后的政治因素,但忽略司法独立性的价值与实在法对司法的意义;规范法学主张在制定法建构的法秩序中来研究司法,对规则多元与实质正义取向传统的忽略,是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回应型司法研究认为司法需要与社会互动、回应社会需求,但与社会过多的互动可能会消解法律权威,导致司法主体性丧失。对这四种研究方法的分析、反思与批判,对司法研究的推进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转型期法人腐败行为及其特点论析

腐败现象的存在不以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为前提 ,它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以及不同的时期的腐败现象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 ,当社会经济处于变革或转型过程时 ,腐败现象最易出现。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的过程中 ,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实生活中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并已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国当前的腐败现象中 ,除了一般的个人腐败现象外 ,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担忧的以单位和团体面目出现的腐败现象 ,即所谓的“法人腐败”现象。本文试图说明 ,法人腐败的内涵及其在社会转型期的行为特点 。

传统文化与法治:法治中国特色的思考

中国的法治之路是中国特有文化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必须探讨如何把握中国法治建设与文化的互动,对法治过于形式化的批判倾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在自身的内部以及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存在着文化的流动,因此,一个国家法律的自我表达总是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其表现为具有浓烈的地方性知识形式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规则,这必然深深地影响着一国法治的存在方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相互关系来看,治道以人的主体至善为根本,以强调人的主体至善为基本路径,这也是中国法治在中国文化流动中所表现的特殊性。

法治评估实践的效度--基于＂余杭法治指数＂的文本研究

"余杭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的发生撕裂了法治评估与法治现实,令法治评估效度成为重要问题,引起人们关注。所谓法治评估的效度,即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果效度两个层面。通过对指标体系构建、评估信息收集、评估数据处理、评估报告结论等余杭法治指数报告核心内容的文本研究发现,余杭法治评估实践存在评估的效度上事实与宣传的背离。而这一情况是评估技术不完善、评估缺乏有效接纳等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结果。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及其路径思考——兼驳机制的运行与法治社会建设相悖论

本文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在价值层面存在过于从工具理性视角进行思考,缺乏从法治社会建设的文化深层次的探索,因而扩大了在实践中的误解。作者认为"宽容精神"的价值取向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具有普遍性、基础性意义,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社会之间紧密联系的内在要素。通过比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宽容精神"价值与法治社会包容性价值的关系,分析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宽容精神"价值取向的实现路径。

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价值、内涵和标准

所谓司法公正社会认同问题,指的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司法系统与非司法的其他社会系统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并使两者达到协调、共进状态的问题。对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价值应从司法系统要确立对社会开放的理念、彰显当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关注民意等多方面作出说明。而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内涵则要具体把涉及的概念分别证明后联系起来考察,而不能笼统地进行分析。对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标准的证明必须从历史类型的视角来探讨,从而为司法系统和社会系统这两者之间建立具有说服力的对话桥梁。

人文精神的价值与法的合理性追问——从法的现代性角度引发的思考

自人类生活有法律相伴随以来,追问法的合理性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思考与法的现代性问题相结合,使得法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张扬人文精神的时代内容。法的现代性讨论属于法的合理性追问的范畴,但在这种研究中,对法的合理性追问思考的品质、价值以及人文精神的价值在法的合理性追问中所体现的文化内容有必要形成理论的自觉。

思想的流动与法治的构造——从当代中国人文精神思想角度的思考

法律是在思想文化中流动的。人文精神思想的流动和张扬,推动法治由过去简单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或以权力为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主张和谐法治,体现了当代法治、社会公平要符合人文精神理念的要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人文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总是反映出一定社会人们对自身的尊严和价值的强调,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同时人文精神的内涵又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现的,总和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从人文精神表现的文化内容而言,人文精神是对人自身价值加以肯定和张扬的道德范畴;人文精神可以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一个社会或国家的文明程度;在当代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对物欲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同时人文精神问题又是在多重的文化矛盾中运行。人文精神的思想文化对法治、社会公平的价值在于:人文精神要求张扬正义与拷问人性,是法治、社会公平理论的逻辑起点;要求追问法的合理性,是法治、社会公平的思维工具;主张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表现的是法治、社会公平所需要的价值文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