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公共政策的设计逻辑

高质量公共政策一直是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追求与期待。政策作为人工物,是设计的产物。西方政策设计理论反思了政策过程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认为它们过于偏重行为过程而忽略了政策内容,而政策内容才是政策的核心。然而,西方政策设计理论遗漏了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政策工具设计,也没有注意到在中国一项公共政策有多文本设计以及设计过程与政策过程相互交织的现象。基于此,论文提出,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出台存在政策工具设计、过程整合设计和政策持续设计的三重设计逻辑。其中,政策工具设计是为了给不断细化的政策目标匹配高质量的具体措施,过程整合设计是将设计过程与政治过程融合以改善政策质量,而持续设计是根据多变的政策环境和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不断调适政策内容。由此可见,高质量公共政策设计逻辑既是政策制定者、政策设计者与政策参与者的互动逻辑,又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技术决策的优化逻辑。

从“事”出发: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分析新框架

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涌现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要求。已有研究大多从组织视角切入,关注治理主体的功能和互动关系,无法突出城市基层民族事务的特殊性。从“事”出发,构建“对象—主体—过程”的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分析新框架,城市基层民族事务的特性不仅要求治理主体多方协作而且要求治理过程上下贯通。从上海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经验可知,作为社会组织的民族联组织承担了对“事”的精准识别、及时收集和向上反馈的工作,扮演着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区和乡镇街道两级党委政府承担了“治事”领导和组织工作,是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核心行动者。通过党政协同和政社协作,不仅可以畅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而且可以推动各方联动协同,解决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需求,促进基层民族事务高效治理。

基于情智交融的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设计研究

计算机网络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而思政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的重要环节。高校通过将情智教育与计算机网络课程相结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全面、深入的教育体验。基于此,本文首先简述了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思政价值,接着分析了情智交融的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设计原则,最后从案例研究和讨论活动、运用情境教学法、利用个人和团队项目、讲座、访谈等形式开展,探讨了情智交融下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旨在为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提供有效参考。

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的“技术牵引”机理探究

随着预防型公共安全治理成为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模式,政府参与企业安全生产与运营的风险管理成为了安全监管创新的新思路。现有研究提出,通过重构多元责任体系、再造安全管理模式和强化事故追责机制等方式赋予政府参与企业安全风险管理的责任。然而,这些举措与企业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有为政府理念并不协调。基于此,借助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牵引,政府应不断优化公共政策供给和机制设计,引导保险公司、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参与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活动,从而提高风险发现的专业化水平,扩大企业风险隐患信息共享范围,推进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再造,实现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前置。

多元混合教学模式下WEB开发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后疫情时代,多元混合教学模式在高校教学中广泛应用。针对“多元混合教学模式”背景下“课程思政”的实践机制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以《JAVA WEB开发基础》课程为实践基础,探讨课程思政实践及评价方式,并提出采用增值性评价方式评价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提供参考。

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疗效的Meta分析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的疗效,为中西医结合治疗RA方案的优化提供佐证。方法:以"类风湿关节炎"、"历节"、"久痹"、"尪痹"及"rheumatoid arthritis"、"arthritis"、"rheumatic dis-eases"为检索词,从重庆维普库(VIP)、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WANFANG)、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CMCI/CMCC整合版)以及MEDLINE、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等全文数据库中检索,以中西医结合治疗RA的随机对照试验为研究对象,采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最新版Revman 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优势比作为效应合并指标。结果:共12篇文献纳入研究,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人数分别为488/540(90.37%)和354/475(74.52%)。OR值为3.33,95%CI为2.32、4.76,整体效果检验Z=6.57(P<0.000 01)。结论:中西医结合治疗RA的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且明显减轻了单纯西药治疗的毒副作用,增强了用药的耐受性。

中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的“政策空传”现象研究

中国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包括三部分:政策文本流变、职能部门政策实施行动和公众参与活动。与此同时,政策实施也包括政策流、过程流和资源流的三流合一过程。当政策文本不能转化为具体实施行动,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不能有机互动,政策目标达成度低,政策实施呈现为象征性执行,就出现政策实施中的"空传现象",简称"政策空传"。本文从利益视角、府际关系视角和政策背景视角展开对"地沟油"整治与餐厨废弃物管理政策的实施过程分析后认为,政策空传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代理人的角色与科层结构中的层级节制原则之间的内在冲突,导致公共政策实施形式千差万别,且没有真正落地;二是政策目标缺乏逐级量化、政策工具短缺,尤其是科学技术缺失,造成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的形式主义严重;三是协调机制不足也导致了多个行为主体共同实施公共政策时合作不力,政策实施网络也因协调不畅而难以形成合力。而要根治公共政策空传现象关键,在于确定政策实施中不同层级政府的责任。

美国地方政府合并理论评述:动机、过程与绩效

地方政府管理界域变动是美国常见的实践现象,也是理论研究长青话题。其中政府合并(市县合并)又是地方政府管理界域变动的重头戏和政府间关系研究的热门议题。论文以"政府合并与地方居民之间关系"为主线,从政府合并的动机、合并过程以及合并绩效三个角度梳理了美国市县合并的相关研究文献,分析了研究者们在这三个议题上的观念分歧以及共识,并指出了现有研究的问题。文末提出市县政府合并中地方居民与地方政府或州政府的权力分配应该成为建构政府合并理论的始发点。

商谈民主: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的分歧

商谈民主反映了西方民主理论正在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的民主理论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古希腊的民主模式一种回归,风险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共同场所之一。不同理论家对商谈民主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分别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建构了商谈民主的思想,他们对商谈民主的场所、程序和商谈结果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连同其他一些问题成为商谈民主理论家们还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 :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 ,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 ,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 ,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 。

论公共治理的技术与价值的矛盾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 ,因大量吸收私营管理的技术 ,出现了依附于技术本身的价值与公共行政及管理自身所追求的特殊价值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些矛盾会使公共行政与管理的公共性衰落 ,使公共决策参与者与公共管理者的公益精神下滑。在走向更好的公共治理过程中 ,应重新确立公共性与公益精神的地位。

公共治理转型:整体主义复兴

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历经了两次公共治理转型,即公共行政模式与公共管理模式。两种模式所留下的部门化、碎片化直接刺激了整体性公共治理兴起。整体性公共治理重新强调协调与整合,探索提供一体化、快捷公共服务的流程设计,主张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合并思考和追求统一的解决方案。整体性公共治理理论是对公共管理时期的个体主义思维的反动,复兴了整体主义研究方法。

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的保障机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中国地方政府通过"结对子"方式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并通过约束性和行动性两种类型保障机制维系和发展。其中,约束性保障机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创设的,具体包括政治责任机制、行政包干机制、社会交往机制和共同体组织机制;行动性保障机制是由地方政府倾力作为的,具体包括政治性馈赠机制和政治性交往机制。然而,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维系和发展的更深层次动力是中央集权的组织体制和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

机构改革的逻辑:从政府自身建设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遵循着从政府自身建设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走出了一条从最初"瘦身"到"转身",再到"强身",到而今的"健身"的改革路径。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概念从狭义的政府转向广义的政府;改革范围扩大到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的目标演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强调体系整体化又突出功能部门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注重决策力信息化更重视执行力整合化。目前,尽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是,改革策略正在不断增加,改革进程正在不断推进,社会生活互联网化和政务工作的信息化为改革成功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大部制改革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大部制(又称核心部制或巨型部制)是西方国家继地方自治、公共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民营化和公共管理分权化等改革之后,政府组织自身进行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在我国推行大部制改革,地方政府将面临着作为中央政府代言人与地方民众代理人的双重角色冲突加剧的困境。因此,地方政府应对大部制改革的策略是:坚持统合管理模式,加快绩效管理工具的开发,运用上下组织同构化和异构化的两种策略,打造多中心和网络化治理结构,拓展公民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和评价的途径。

基于体域网的医疗监测系统研究

在医疗保健领域,经常需要对病患和亚健康群体的生命体征进行监测。由于医院检测设备的固定性和独立性,传统的监测通常采用定时或紧急呼叫的方式进行,检查的结果具有离散性和滞后性,这常常威胁到人的生命或耽误最佳治疗时期。针对实际情况,研究采用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动态监测技术和移动Agent技术设计了一种基于体域网的医疗监测系统,初步实现了对血压和体温的监测,为进一步完善全面监测提供了基础。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模式、功能与方向

从历史与现实发展来看,中国有历史悠久的慈善文化、一度鼎兴慈善组织;但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也曾颠覆了人们慈善观念、沉寂了慈善事业。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民众权利增长,慈善事业的主要功能也从伦理与政治教化功能向聚集社会财富和第三次分配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正面对转型时期的社会价值危机、发展模式危机以及专业化慈善组织的新功能调适等诸多新问题。因此,为了发挥慈善事业稳定社会、塑造社会文化和传播人类文明的社会功能,政府将从推动者向指导者和监管者角色转变,支持慈善事业从国家主义发展模式向市场主义和民众主义发展模式转型,服务于专业慈善活动,协调慈善组织间关系,监管慈善业务市场,引领公民慈善行为,指导慈善组织与事业重新回归社会,培养新型慈善文化。

社区安全建设中府民合作与角色定位

西方国家安全社区建设是围绕安全管理环节展开的,中国社区安全建设则围绕政府部门展开,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安全建设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社区居民安全感并没有因社区安全建设而得到相应的提升。针对目前社区安全建设的现状,论文提出了"四共"、"四公"、"四线"和"四动"的建设方案;并主张推动社区安全建设中的府民合作,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

论高效应急处突中的“分事逻辑”

高效应急处突是全力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有研究在灾害链思想主导下集中关注“应急联动”和“综合协调”等议题,而忽略了中国应急管理实践中“分事分工”等隐蔽议程。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看似“一件事”实则“多项事务”,且这些事项由不同的部门或机构分别负责处理;于是,快速且准确地“分事”是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的前提。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开发是“分事”的技术保障,也为高效应急处突提供了设备基础。通过技术迭代升级和组织管理重叠,现代城市应急体系形成了职责分事、授权分事、孪生分事和智能分事等多种方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分事逻辑”。

论社会治理新格局站位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方略

通过建构"个体选择的制度情景"分析模型,发现知识机制是决定矛盾纠纷当事人选择司法诉讼、行政裁决还是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主要机制,即法官、行政人员和人民调解员携带的知识差异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此,面对人民法院"诉累"现象,制度设计者必须站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高位上,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功能,逐步减少诉讼调解、行政调解活动,督促法院专注于审判本职,督促政府致力于服务本分,从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包括三条建设方略:一是加强法官对人民调解的指导,支持非庭审法官成为人民调解员;二是购买律师服务,鼓励律师成为人民调解员;三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法院受理部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