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人权的“普遍性”论证

在原始儒家与人权关系的讨论中,儒家思想既可以被阐释为支持人权,也可以被阐释为反对人权。因此,需要区分儒家的观点究竟是一种人性的概述还是政治上的规范性论述。在儒家的观点被视为一种规范性论述的条件下,上述问题就被转化为儒家是否支持人权的"普遍性"形式。从海德格尔前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儒家的"普遍性"有两个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一是它以"等差之爱"为生成的动力,从个人伦理逐渐发展到普遍伦理;二是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统一原则,而不一定构成最高原则。在进一步比较这两个特征与人权的性质后,可以发现儒家的"普遍性"形式更符合国际人权社会多元化的诉求。

中国语境下“普遍性”概念的生成——以权利的“普遍性”论证为例

考察普遍权利在中国学界的论证进路,辨析权利观念和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是理解中国语境下"普遍性"概念如何产生发展的重要切入点。首先,梁启超在全面批评儒家传统的基础上,以国家主义为根据,论证权利的"普遍性"。其次,牟宗三和赵汀阳都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发展出规范性的"普遍性"理论,却未能将传统变为论证普遍权利的有效资源。最后,中国学界的建构论拒绝了文化本质主义的"普遍性"概念,同时让传统有条件地参与到普遍权利的论证中。

女性本质的消解——论女性主义和尼采

女性主义承认两性间的生理差异,却拒绝一种区别于男性的女性本质。当本质不再作为女性个体规定自身的方式时,就需要进一步追问女性主体如何创造新的价值。女性主义批判的本质是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身心二元论将男性和智性活动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和身体联系在一起。尼采提出一种背离了不变本质的真理,将本质看成是生成的,将固定下来的视角看成是假象。身体个体作为生成与创造的主体获得了实在性,克服了身心二元论。在此基础上,尼采指出人作为类型提升的可能,由此肯定了女性整体视角的意义。

有效的法律离不开德性的培育

“机会主义”并不是指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而是指利用法律法规不明确的地方,为自身谋得利益的一种倾向。因此,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就要预先考虑到如何避免“机会主义”的“钻空子”行为。而更重要的是,要从主观上培育人的规范意识,建立长期的、系统的道德培育方案。毕竟,我们面临的环境是多变而复杂的,固定下来的法律法规或许并不能将所有的情况都涵括在内。从人的规范性意识入手,或许能更加有效地避免“机会主义”行为。

逆全球化危机中的移民认同与社会团结

将移民看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将他们平均化处理,是造成欧洲2015年以来移民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探讨移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尝试将西方学界的社会团结理论分为两类——“整体性”理论和“关系性”理论来探讨。通过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总结出欧洲移民政策的得失,并给中国的外籍人员管理政策带来了三点启示:第一,中国应当将政治认同因素纳入签证政策制定的考量;第二,应鼓励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保留自己文化、信仰、族群的认同;第三,把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并做出一定贡献的外籍人员的意见和诉求纳入国家法律-制度层面的建设中来。

中国经验研究及其拓展何以可能?——以郑杭生的“主体意识”概念为例

社会学研究者是否具备“主体意识”,是提高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水平的关键。郑杭生认为,为社会设立法度的责任意识、建设性的反省—批判意识、超越本土特色的竞争—发展意识等维度,是中国社会学主体意识凸显的表征。“为社会设立法度的责任意识”是社会学研究者面向社会事实的基本立场,它要求研究者承担起探究社会发展方向的任务;“建设性反省—批判意识”是社会学研究者面向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素养,它要求研究者有选择地将自己文化传统和西方已有的理论成果应用到中国经验研究之中;“超越本土特色的竞争—发展意识”则是社会学研究者面向国际同行的基本态度,它要求中国学者将“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当作目标,将中国经验研究转化为国际学术话语权,从而增强理论自觉的基本功力,正确总结“中国理念”,探索“中国道路”。

数字技术能推动世界主义吗——抵抗数字霸权的新路径及反思

由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在理论上可以搭建一个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的“数字巴别塔”,它的误用却对世界主义的两大核心诉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和平造成了持续的威胁。究其原因,现代数字技术通过与资本的合流形成了技术-经济-政治的复合型霸权,推动了事实层面的全球化,而非规范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对于如何限制数字霸权、建立数字技术和世界主义的正向联结,技术性的路径认为技术革新本身就能使其回到造福国际社会的道路上来,但大众的自发行动难以突破大型科技公司的技术统治;政治性的路径以欧盟数字主权为代表,用强制性的法律/制度框架限制数字技术的误用,但欧盟内部的民主赤字更加深了国家间的数字鸿沟。针对两种立场的弊端,数字世界主义提出应以政治路径规训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国际关系民主化规训地缘政治引起的国际数字危机。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中国的世界主义话语体系建构--“对内”与“对外”的分野和融通

面对逆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世界主义行动亟须系统的话语支撑。然而,中国的世界主义话语面临着两大难题。对此,目前需要建构一种"可欲的"中国世界主义话语,并应遵循三个标准:"个体关涉"、国家内部"普遍性"和跨文化"普遍性"。以这三个标准为基础,可以发现中国学界建构世界主义的几条进路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建构"面向国内的世界主义话语"和"面向国际的世界主义话语"这两个相互区别又共属一体的话语形式。

如何走出全球治理的“僵局”

在冷战两极对峙和核武器威胁的背景下,大国之间的合作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并形成了一种"治理有方"的全球化。然而,这种全球合作模式现在陷入了"僵局",因为全球治理对国家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造成僵局的原因在于多极化加深、全球治理难度增大、制度惰性、治理机构分散这四个方面。以这四个原因为基础,可以进一步得出五个走出全球治理"僵局"的路径:市民社会协助政府改革,形成灵活自主的跨国组织,分享相同目标、遵守共同规范,对政府偏好进行干涉,增加国际社会公共品。

中国的世界主义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的世界主义行动亟须系统的话语体系支撑。要建构一个实用、可实践的世界主义话语体系,首先就要考虑到两种客观的社会困境:其一,中国社会个体对国家的世界主义行动存在一些认知偏差。其二,其他文化群体、国家、地域不一定接纳中国的世界主义构想。为了克服这两种困境,笔者试图将“可欲性”作为建构中国世界主义话语体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