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嵌入刑法体系的障碍与定位——兼论刑法教义学体系下风险社会理论的反思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引发了刑法学界的热议,不过这并未给刑法理论带来挑战。人工智能在事实层面上应以科学技术为应然理解,在规范层面上无法通过刑法体系化的检验。刑法学界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思考大都是以风险社会为大背景展开的,因此,刑法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最根本、最透彻的方法即是对作为源头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检讨。刑法对于风险社会大可不必动辄架构新的风险刑法体系,风险社会相关理论无法通过刑法教义学的检验,其本身就是一道伪命题并不值得被刑法关注。最后,刑法重点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在当下刑法体系中的应然定位。刑法首先从规范的角度对理论界关于强弱人工智能分类做出否定,而后在厘清人工智能风险来源的前提下,以内外二元风险之“产品性”和“工具性”为基础来明确自己的定位。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以信息界定与分类为前提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以对信息的界定与分类为前提。通过对信息界定方式的梳理得出传统“可识别性”界定标准出现缺陷,需要以“情境说”理论进行优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信息的敏感性为核心的“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二元分类模式。信息界定标准与分类前提确立后,才得以建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体系。在法律保护体系内部,尤其注重对敏感信息的保护,通过对信息敏感层级的划分,形成民、行、刑三方为主导的多元保护模式。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论刑法保护本土化视域中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的目的在于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本土化语境下被遗忘权相关问题的探讨首先要以被遗忘权的确权为前提,被遗忘权具备本土确权的历史与现实上的必然性。被遗忘权的权利属性不同于删除权、个人信息权以及隐私权等权利,需要将其视为一种独立性的权利。刑法语境中探讨被遗忘权的保护问题,要从内外品质两方面论证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内在品质的论证涉及对新型法益成立标准的探讨,外在品质的论证主要围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最终得出被遗忘权具备法益化的资格以及刑法手段保护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刑法才能够对被遗忘权的具体构造展开探讨。

盗窃法定数字货币行为的刑法认定

法定货币数字化在技术上实现了货币从法律意义上的种类物到特定物的跃迁,可以有效提高货币运行效率、充分发挥反洗钱等国家治理功能。法定数字货币虽然安全系数较高,但仍然存在遭遇盗窃等侵财犯罪的风险。针对以法定数字货币为犯罪对象的新型侵财犯罪,重点关注“打破旧占有、建立新占有”的传统刑法认定模式明显力有未逮。考虑到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属性与法律属性,在判断其权属时,应分别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表达式和作为货币财产的内容加以讨论。具体来说,应结合法定数字货币的不同应用场景,在危害行为类型、危害结果表现以及非法占有目的与法益和行为相呼应三个层次,重构盗窃数字人民币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并将其作为完善数字时代侵财犯罪刑法认定模式的初步尝试。

本土化语境下的“被遗忘权”:个人信息权的程序性建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因具备"不被遗忘"的特殊属性而成为有价值的商品,并引发了一系列权属论争。其中,个人信息主体是否可以凭借所谓的被遗忘权对抗互联网搜索服务提供商的所谓"表达自由权",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结合域外相关立法、司法实践经验与理论,从我国相关立法与基本国情出发,应当肯定被遗忘权的本土存在价值与独立属性。但对于这一新兴权利的合理建构,基于实用主义立场,应当扬弃隐私权或自由权等传统法理的解说进路,以一种程序性权利而非实体性权利的建构思路,平衡个人信息主体与互联网搜索服务业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缓解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主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知情同意条款”的出罪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的知情同意原则是事先预防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重要体现。在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合理完善的基础上,可将以“移动应用程序”(APP)隐私政策为代表的告知同意条款,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而这种合意与刑法中作为出罪事由的“被害人同意”之间存在实质契合关系。在刑事合规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对隐私政策文本作出调整,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针对可能给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法益带来风险的处理行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告知用户相关行为及伴随的风险并征求用户同意,借此完成从单纯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向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平衡原则的转变,同时帮助个人信息处理者规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刑事责任。

日本少年非行理论的问题意识、话语建构与研究路径

以鲇川润教授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者认为,对于少年非行这一社会问题的理解,必须从"特殊处遇"这一前提出发,基于概念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赋予其关键概念范畴以含义,同时据此对于少年司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建议,为日本少年非行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相当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特殊处遇"这一前提本身,依然存在如何"建构"的内在矛盾,而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建构主义学派少年非行研究的最终命运。

“网络表达权”刑法规制之应然进路—以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款之立法范式为批判视角

表达权是思想市场的存在前提,是民主政治的成立基础。但进入到自媒体时代,藉由网络行使的表达权,因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匿名特征等属性加功,异化为具有独立权属的"网络表达权",并获得了"准权力"属性,极易出现滥用。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试图对于限制网络表达权的滥用进行立法限制。但其立法范式仅仅区分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不仅无法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同时还与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兼容之处。对此,应当通过严格区分事实表达与意见表达的解释方法,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网络表达权,避免不当入罪、过度入罪的问题。

事实错误中的认识模型

传统刑法学都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上的错误”和“法律上的错误”。一般认为事实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而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违法判断和客观的违法不一致。围绕“错误问题”刑法犯罪领域聚诉纷纷,主要原因在于其并不是建构在共识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只有对事实错误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并建构认识模型,处罚原则才能更趋向合理性,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特别刑法及其存在之合理性

所谓“特别刑法”，本质而言，仍隶属于刑事立法技术范畴。显然，立法技术作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立法的实质合理性。主张风险社会视阈下我国特别刑法存在具有合理性，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当前，我国刑法语境下的“特别刑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概念与特征应作何理解？其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

美国青少年性犯罪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简析

由青少年实施的性犯罪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社会问题。包括美国犯罪学家在内的不同学者就美国青少年性犯罪的成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学说,而根据不同的成因理论,美国司法实践就青少年性犯罪人采取了不同的处遇措施,结合对于不同成因理论的评判,以比较的视角对于现行美国青少年性犯罪处遇措施加以分析,并借由对于前提的反思与批判将研究推向深入。

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差异与融合

人工智能量刑系统的应用为刑事司法领域带来诸多便利,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类案同判"。人工智能量刑系统是以数据模型运算为工作原理,通过逻辑运算形成算法决策。刑事自由裁量权是为了实现个案正义而赋予法官的裁判权力。智能量刑算法决策与刑事自由裁量权不仅价值立场不同,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权力属性上也有区别,但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了避免法官量刑的"恣意性"和智能量刑系统的"机械性",应当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目标要求下,首先,坚持法官在量刑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明确算法决策介入司法领域的边界;最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人机协同的司法治理新模式。

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之实质化建构——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创新制度落实为视角

从我国立法规定的实然状态,以及相关制度创新的应然向度来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存在本质差别,而检察机关在两种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样迥异。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进行制度建构,实现从形式前置到实质前置的转换,可以使其成为检察机关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创新落实机制,扭转将行政公益诉讼本身视为法律监督手段甚至单纯法律救济手段的误读,让诉讼回归常态,成为检察机关行政监督权的一种保证方式。唯如此,才能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对目前的行政公益诉讼活动提供最大化的合理性解说;才能让发动行政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从"我像谁"的制度茫然中,找回"我是谁"的制度自信;才能厘清围绕公益诉讼制度出现的种种迷思,让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步入理性发展的轨道。

美国法学教育中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变迁与反思

教学方法一直是美国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二十年来美国法学教学方法一直存在着争议与反复,在这一过程中,传统苏格拉底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似乎正在逐渐退出历时舞台。但通过对这种教学法进行经验考察与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源流、结构以及功能等多方面与美国法学教学的核心内涵存在对应与密接关系。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运行机制与课程设置等多方面都面临改革,但改良基础上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仍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成为美国法学教育所采用的主流教学方法之一,并可以为我国法学教学方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初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年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初发急性心肌梗死 (AMI)患者的生存状况 ,评价进入溶栓时代后 AMI预后的危险因素是否有所变化。方法 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 ,对初发 AMI患者 5 72例随访 2年 ,终点为各种原因死亡。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 30 d病死率分析用χ2 检验 ,2年生存率比较用时序检验。结果 31例 (5 .1% )失访。 2年内共死亡 14 8例 ,30 d、1年及 2年病死率 (95 %可信区间 ,CI)分别为 13.1% (10 .4 %～ 15 .9% )、19.8% (16 .6 %～ 2 3.1% )及 2 6 .9% (2 3.1%～ 30 .7% )。单因素分析表明 ,高龄 (年龄≥ 6 5岁 )、女性、糖尿病史、未溶栓、较大范围梗死、心功能不全、严重室性心律失常及心房颤动为预后的危险因素。溶栓与未溶栓组比较 ,仅 2年生存率差异有显著性 (80 .1%和 6 9.1% ,P=0 .0 12 )。结论 AMI病人无论短期或长期病死率仍然很高。决定长期预后的主要危险因素仍为高龄、心功能不全及严重室性心律失常。

数字算法时代的量刑公正及其构建

人工智能量刑为刑事裁判带来诸多变革:一方面提升了量刑工作的效能;另一方面实现了量刑公正的转型。首先,智能量刑系统通过规范量刑标准、优化量刑过程、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法实现对量刑公正的技术赋能;其次,在智能量刑时代,量刑公正的类型发生了转变,由原来依靠法官变为依靠法官和智能量刑系统,由重实体公正变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由依靠制度变为依靠制度和技术保证量刑公正;最后,在人机协同模式下,以“并合主义”为量刑指导原则,对算法决策进行合理规制,确保量刑工作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对量刑公正理念和实践的重塑。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循环发展模式”的中国反思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因为流变有序、体系完整,往往被我国学者视为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应然模版。但相对于跳脱具体国情、文化传统与法律规定等必要前提的简单制度移植,深入反思日本青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内部规律,不仅能够避免"南橘北枳"的风险,更能从少年司法制度"循环发展模式"这一普适分析模型出发,通过考察其在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建构方面的历史经验,更好地反思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现状,更理性地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寻找到更为精准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刑法的道德属性:以美国刑法中耻辱刑为视角的批判与反思

<正>一、刑法本质中道德谴责功能的应然属性在我国,刑法的本质长期以来被简单地理解为犯罪的本质。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固然可能与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区分犯罪与刑罚~②,同时重视犯罪论、轻视刑罚论的研究习惯有关~①,但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刑法研究范式具有仅仅关注其自身的局限性。但近些年,随着侵权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与完善,研究、建构刑法的传统话语背景已经改变了。特别是风险社会语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