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是教育法典总则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应发挥预期功能,又应具有坚实的规范基础。作为“总则—序编”合一立法模式下的必然产物,基本原则应当发挥统摄整个法典展开和作为法典实施依据两大功能。前者涉及基本原则作为法典内在体系和价值融贯性的体现;后者意味着基本原则在法典实施过程中发挥解释和补充功能。具备坚实的规范基础,要求提炼教育法典基本原则的主要路径应当是:承接自现行宪法教育相关条款,以《教育法》总则章为基础加以抽象,以及由其他教育单行法“提取公因式”。教育法典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立德树人原则、受教育权保障原则、教育平等原则以及教育自主性原则。

关于教育考试制度编入教育法典的若干思考

教育考试制度是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该制度在治理层面存在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价值理念单一、某些具体制度可能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等问题。在教育法典编纂的背景下,需要对包括教育考试制度在内的教育法制进行体系化重构。在教育法典总则中,应通过提取教育考试的“公因式”,规定教育考试的原则性、通行性、一般性规范;在教育法典分则中,应根据不同教育考试类型规定相应的考试主体及其权利义务、考试实施流程、考试监督及争议解决机制。

未成年人保护视野下网络信息内容规范管理的制度设置与优化建议

在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而网络信息内容会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规范和管理,就属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重要范畴。针对当前网络信息内容管理领域存在的信息内容混杂、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平台治理效能低等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从信息内容分类、主体责任分配、算法技术规制等方面,回应了现实需求,作出了制度应对。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贯彻实施中,要平衡好未成年人保护和网络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构建配套的信息保护分级制度,进一步加强行业自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当前中小学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青少年法治教育在培育现代公民、构建法治社会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法治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法治课程不受重视、法治教师专业知识和教学能力有限、法治教育的法律保障机制不足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教师培训、资源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以推动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健康发展。

北欧监察专员:通过行政问责促进善政与法治——兼论对中国行政监察制度改革的启示

议会监察专员是源于北欧的一种特殊的权力监督机制,监察专员拥有法定职权和独立地位,接受公民投诉,调查官员违法,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促进了政府的勤政与廉洁。中国的纪检监察制度与其存在较大差别,但亦可从中获得改革的借鉴与启发:增进纪检监察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并加强与媒体的沟通,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以创造充满正气的社会氛围。

析论公民权和政治权项下的结社自由

人权法上的社团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而对该概念的正确理解是进行结社权研究的理论前提。结社权作为一项基本公民权和政治权,对个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受到了国际法的全面保护。中国关于结社权的规定具有其特点,也存在局限。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应该重视公民的结社权。

公司的人权责任

除了履行对股东的法定义务外 ,现代公司还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其中首要的是人权责任。公司承担人权责任 ,具有法理上的依据 ,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应当通过官方立法、社会引导和公司自律等措施 ,促使公司积极承担起对其员工、消费者。

农民上访、法律援助与司法公平

信访是一种低效率的和具有人治性质的救济方式,但农民却对此乐此不疲,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司法是一种昂贵和复杂的救济机制,由于我国法律援助的供给严重不足和分配不平衡,这使很多贫困农民无法获得公平的司法救济,从而踏上上访之路。在建设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国家一定要重视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的本体论依据

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的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承载了立法者的意志和理想。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是法律的唯一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宰。实际上 ,法律的内容甚至形式要受到更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它们才是法律的真正母体和最高依据 ,并在本体论意义上决定着法律的客观性。针对这个问题 ,不同时代的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 。

高校管理规章的法律思考

高等院校与其学生之间存在多重法律关系,高校通过制定和实施规章对学生进行管理是其行政职权的体现。高校规章作为一种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应当合法、客观,体现正当程序,并接受来自行政、司法机关的法律审查,从而在依法治校中发挥积极作用。

认真地对待权力——权力的法理学分析导论

权力是一种古老的现象 ,它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每一步。对于权力 ,不同学派和不同思想家持有各异的见解 ,分别揭示了权力的某一个面相。在法学中 ,权力和法律的关系是个永恒的话题 ,对它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法治的理解与设计。

生物技术法律调整的体系与框架

生物技术属于高新技术,它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的保障和规范。调整生物技术的法律应当包括: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对生物基础研究的支持,对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生物技术产业的促进,以及对生物技术安全和伦理问题的积极回应。

北欧国家人权机构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权状态被公认是最好的,而这与其国家人权机构的合理设置与良性运转是分不开的。北欧国家因地制宜,设置了各具特色的国家人权机构,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北欧国家人权机构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包括中国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改革初期彭真的法律思想

"文革"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哲学集中体现在彭真的法律思想中。彭真从建国以来政治动荡的教训出发,坚持法律现实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法治思想: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完善立法体制、保障司法独立等。彭真身体力行,积极推动法律创制,督促法律实施,推动了改革初期法律和社会的进步,为"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彭真对董必武法律思想有继承也有创新,代表了新时期共产党法律哲学的发展与变迁。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共产党法律哲学的变迁——从董必武到彭真

从建国之初到 20世纪 8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哲学集中体现在董必武和彭真的法律思想中。董必武坚持法律工具论,强调通过人民民主法制为政权建设服务;彭真坚持法律现实主义,强调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彭真对董必武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反映了共产党法律哲学的发展与变迁。

人民信访制度的现代重构

人民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愿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它在当前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需要积极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建立人大主导之下的一元信访体制,是比较合理和可行的选择。在健全国家层面信访监督的同时,还要注意调动和发挥其他相关制度的积极作用。

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实现:基本途径及边界限度

中国的法治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为此,一方面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社会规范的制定要体现和吸纳某些道德内容,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在司法审判中,要坚持情理法相结合,在个案裁判中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通过法律手段实施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要求,不能无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注意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避免出现道德对法律的绑架,避免陷入道德民粹主义的误区。

通过宪法的人权保障

本文提出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权态度,即人权实质上依赖于宪法及宪政。具体而言,人权是宪法的原则与主题,而宪法对人权实现的功能或意义则不可替代。为了在宪法层面保障人权,包括违宪审查、宪法诉讼等制度有必要建立和完善。

学校法治教育的阶段性目标、内容与方法——基于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语境下的讨论

在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背景下,应明确法治教育在不同阶段的目标与任务,实现教育效果的螺旋式上升。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以掌握生活规则和自我权益保护为重点;在高中阶段,应以认识国家体制和理解公民责任为重点;大学阶段要准确理解法治方略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各个阶段的目标内容应相互衔接、逐步提升,从而实现法治教育立德树人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