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于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李翔海教授访谈

李老师，翻开您的履历，不难看出您的学术经历相当单纯：您于1984年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此后十年在这里逐次完成了学士、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学业并留校任教，199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是国内中国哲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所以，有人认为您的学术之路很顺，是这样吗？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比较申论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李翔海刘岳兵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中体西用”作为一种颇有特色的思想纲领，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无独有偶，在日本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魂洋才”也曾经成为思想的主导。作为后起的东方民族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

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从牟宗三、劳思光看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

作为学术大家,牟宗三和劳思光以其学术成就从一个方面代表了20世纪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达到的理论高度。两人在解构"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而以符合中国哲学之"自性"的方式诠释中国哲学这一理论关节点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所揭示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与以知识论为主流的西方哲学之间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而与以"天人之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保持了明显的正向联系。牟宗三和劳思光所分别代表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哲学史书写方法对于面向未来"重写中国哲学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面相。

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大学生亲社会价值取向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467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考察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利己、利他、移情、规范4种亲社会价值取向的基本状况,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大学生的亲社会价值取向做了较有深度的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生的主导亲社会价值取向上,属于移情价值取向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达到45.0%;规范取向其次,利他取向占据第三,利己取向排在最后。

论“以中释中”

"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不仅不能充分凸显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而且包含了贬抑乃至扭曲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合理的,其将西方现代文化看作是人类文化之"共法"的理论前提也是不能成立的。为适应"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所面临之共同困限"的时代要求,中国文化的基本诠释范式应当转向"以中释中"。为此,要在人类文化殊相之一的层面回归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均作为人类文化殊相之一而存在,并在人类文化之一般精神的统领下开展平等对话;要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要凸显"双向互动,层级累进"的方法意识,逐渐推进"以中释中"诠释范式的不断生成。

西方后现代转向与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在后现代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对人之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后现代转向有助于从人之生命本质的层面更为清楚地认识中国哲学之传统主题的重要意义，但它并不表明西方哲学将要向中国哲学"复归"。面向未来，注重人之生命意义安顿的中国哲学将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作为人类基本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之一，将为世人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二、其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智慧精神可以为推进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在终极关怀层面的对话与融合作出贡献。

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理论特质及后现代意义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拟对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理论特质予以探讨,并进而申论其'后现代意义'.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而之所以探讨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的'后现代意义',主要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凸显其对寻求'现代之后'人类文化更为健康的存在形态所可能有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意义与问题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从注重"破"到注重"立"之转变的整体自觉,其兴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其积极意义主要有:第一,它有助于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更好地以我为主地吸收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第二,它有利于营造一个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更好地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社会性文化氛围;第三,它体现了必须集中全人类多民族的智慧资源以解决"地球村"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时代要求;第四,过强的意识形态企图。其不足之处表现在:第一,偏狭的文化心态;第二,独断论和一元主义文化观;第三,理论建构尚需进一步加强。

道家思想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动的、内在联系的泛经验论同道家的道本论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契合之处。道家的整体价值观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价值信仰的重建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类同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直觉、领悟同道家的内在体道在广义的"认识"形态上颇为相似。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同老庄的"言不尽意"论表现了相近的旨归。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儒学的中道性格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儒学的中道性格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庸之道是孔子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后儒称作“圣之时者”（孟子语），是“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的（朱熹语）。而中庸之道在孔子那里既是一种最高的德行，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智...

论儒家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意义——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中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习得性或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于"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于我们今天寻求"可久、可大"的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其二,儒家思想注重追求"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

“中国模式”的文化解读

正如民族精神在历史上成为中华民族不竭生命力的重要源头,在当代中国,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与时偕行为形上内核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模式"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以植根于中国文化注重综合的思维方式,"中国模式"体现出了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既以开放的心态直面外来经验,又能以我为主地加以选择和消化,兼收并蓄、融合会通的基本特色。立足于中国文化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中国模式"把谋求互相间的合作放在了首位,而不同于追求"制衡"的"西方模式"。中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模式"重要的思想底蕴。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李翔海一近几十年来，“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垒：一种观点认为，儒学是一种与现代化逆向的精神力量，有人甚至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把儒学看作是“封建遗毒。”这种观点可以溯源到马克斯·...

和谐社会建构:以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内在动力

文化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构,属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宏大叙事"。这个"宏大叙事"的难题,在于"文化现代化"的内涵和价值指向迄今并未得到科学的厘定,特别是文化现代化对于和谐社会建构具有什么意义、应当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都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的现实问题。文化研究本身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因此,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委托,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约请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4所大学的学者,分别从个案考察、历史分析、实践研究、理论阐释的层面,对文化现代化与和谐社会建构这个主题做出自己的说明,以期推动文化研究的深化,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并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

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持久、同时也是引起极大争议的一位哲学家。新理学一问世，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随着时代的变更，人们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是非功过作出了见仁见智的评说，“冯友兰的哲学道路...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