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李自雄教授与王兆胜老师访谈

李自雄:王老师,您是著名的散文家,出版的散文集有《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负道抱器》《情之一字》等。作品多入选中学教材、中高考试题和散文选本。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2007年当代作家评论奖、第三届红岩文学奖、2014年山东文学诗歌散文奖、第四届全国报人散文奖、2019年当代作家评论奖等。可以说您的散文创作独树一帜,令人瞩目,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在当代文学领域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首先想请您谈一下,您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哪些人或事对您的散文创作有着重要影响?

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问题:认知检省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文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在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上以西方为鹄的;另一种是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进行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在中国问题的认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以上两种均存在理论的封闭取向,与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相背离。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实现对认知误区的超越及其封闭式知识生产困境的突破,就必须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进行有效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从而避免上述误区及偏狭,并充分吸纳各种理论知识的合理成分,构建具有中国实践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国际视野的文艺学知识体系。

HBV变异、体细胞变异及相关免疫遗传在肝硬化和肝细胞癌发生中的作用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慢性感染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造成重大的疾病负担。从HBV慢性感染状态到相关肝脏疾病的恶性转化,常需要数十年的慢性过程。由于长期感染,HBV在宿主的免疫压力下,被动选择出适合病毒生存的相关突变,而这些突变又进一步促进肝脏疾病的恶性转化。在HBV引起的慢性炎症微环境的长期刺激下,机体基因组也发生大量的体细胞突变,同时被动选择出适合细胞存活的相关突变。被机体选择出来的HBV变异和机体体细胞变异,均促使细胞向恶性方向转变,表现为"变异-选择-适应"的进化过程。此外,不同个体之间的遗传背景差异对HBV导致的疾病进程至关重要,如STAT通路和HLA相关位点的基因多态性与重要HBV变异的交互作用影响疾病进展。

乙型肝炎病毒所致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的可能机制

肝细胞癌(HCC)占我国大陆地区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二位,主要由乙型肝炎病毒(HBV)慢性感染所致.人类白细胞Ⅱ类抗原遗传多态性与HBV感染的慢性化有关.HBV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导致的非可控性炎症是HBV进化和HCC发生的必要因素.持续的、非充分的抗病毒免疫对HBV变异有选择作用.在炎症促癌过程中病毒和肝细胞基因组均经历了"变异-选择-适应"的进化过程.HBV变异不但能预测HCC的发生,而且具有促癌功能.HBV在肝细胞基因组中整合,尤其是羧基端截短型X基因的整合不但促进HCC的发生和转移,而且抵抗抗病毒治疗.明确HBV致癌机制可为降低和推迟HCC的发生和转移奠定基础.

论中国生态美学的原生性及其美学形态

中国生态美学建立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水文化的根基之上,而与植根于盐文化的西方传统美学有很大的不同,表现为一种植根于水文化而极富水的意蕴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形态,并由此构成其独有的原生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建筑与山水园林等山水艺术中得以具体体现,呈现出特有的生态智慧与美学魅力,这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资源。我们不能割裂传统而一味地盲目追随西方话语,否则就会造成话语建构中的根性失落与根基错位,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需要出发,加强本土理论资源与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使植根于中国水文化传统而富有原生性特质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在当前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

对反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行必要的再批判,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反本质主义者所简单归结的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而在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中国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所建构,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那样的极端解构,而是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并有利于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理论中心、反本质主义与文论重建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反本质主义的引入及其造成的巨大冲击,对于破除与解构僵化思维及话语霸权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中心"的强制阐释运思模式与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它的解构策略上,也体现在它所谓的"建构主义"重建思路与"关系主义"重建思路之中。而这也使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重建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相疏离,并表现出自身理论构建的无力与不足。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必须从认识论根源入手,重新恢复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回归到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对现成理论结论的文献式演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实践根基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以促进自身理论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检讨

检讨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存在学术意识、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缺乏等三大病症,针对病根,中国文论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现实语境,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唯我一元独尊观念,并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建

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引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对僵化思维的破除和话语霸权的解构,但也存在理论先行和"强制阐释"的偏颇。这既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存在的所谓"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解构,也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构建之中。后现代主义文论的重建思路,包括"建构主义"思路与"关系主义"思路及其理论重建,都存在"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并没有也未能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与文学理论知识,而表现出理论构建的无力。当代中国文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误区,进行一种"本体阐释"的理论重建,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践及其现实问题,重新建立其应有文学指涉与理论品格,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及"现成思想"的诠释,以切实推进中国文论的建设及其创新发展,构建具有我们民族特色与实践根基的文学理论,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

反本质主义者把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症结,简单归结为等同于西方哲学基础的那种形而上学传统的元叙事模式,亦所谓"真理"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认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是一种"错位"的归结,并形成对真正症结,即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政治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的"遮蔽",因而不利于对其进行深刻解构;中国文学理论也应有所构建,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式的极端解构,而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言说与构建,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的本质主义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促进其创新发展。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抒情传统论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提出并倡扬的抒情传统论,是目前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颇具影响的观点和主张,但表现出明显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在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和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的今天,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必要的反思,实为当务之急。中国文学传统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破除那种任何"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更多维的研究探讨与理论阐释,并为它不断开辟新的理论话语空间提供可能。

中国问题、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论建设

探讨"中国问题",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身处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那种"与世隔绝"的理论态度都无异于闭目塞听而不足取,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这也是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点需要正视和面对的问题。经过反本质主义的质疑、颠覆之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不是也不应走向极端解构,而应立足"中国问题",在深化现代性路向上,确立中国现代性的身份立场,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言说与中国特色的理论重建,并在国际交往对话中发出中国理论的声音、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抒情传统”到“叙事传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本质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在中国文学传统研究方面,作为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主张,无论是所谓的"抒情传统"论,还是"叙事传统"论,都未能脱离"本质主义"理论范式。时至今日,世界范围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与清理已将近一个半世纪,这值得深刻反思。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及其理论拓展,需要突破那种或"抒情"或"叙事"中心的"本质主义"思路及理论范式,积极、理性地借鉴反本质主义所主张的差异、多元的观点,面向丰富、生动的文学活动及其多层次要素或环节,更多维也更全面地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研究探讨和理论阐释,从而开辟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新境。

“文学终结论”与文学形态变革及重组

在当代中国文论研究领域,需要关注中国问题的理论应答与阐释,盲目地理论跟风,或是用别人的理论来套我们的现实,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样来反观"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其在当代中国文论界的解读与引发的讨论,有必要对其做出重新审视与反思。任何理论问题的提出,都有它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时代文化的现实要求,我们的认识与理解不能与之相脱离。对于"文学终结论"的解读及其讨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今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实际情况,特别是当代中国所处的这种实际情况与现实做出具体而准确的把握与认识,而不是停留于不切实际的滔滔宏论,要求我们的文学研究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与现实需要做出适时的身份调整,能对文学形态的图像转向及形态变革抱有一种正确的看法,而以一种理论的自觉,融入到这种文学形态的变革及重组中去,做出有效的"介入",并有利于文学发展实现新的突破。

论“本质主义”之后的文学本质重新言说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在"本质主义"之后也应该有所构建,不是也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那样的极端解构,而应进行一种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的重新言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开放空间与富有个性的构建格局,以促进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论解构后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重新建构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在经过反本质主义的解构之后,也应该有所建构,不应像反本质主义者那样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应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并提供可能。

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现代性路向

澄清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认识,并消除对现代性的曲解与狭隘理解,确立"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追求的文论发展与研究的新路向,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进程的多样性发展中,通过不同文化文论间的对话交流,进行基于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的改造、融合与重塑,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与创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