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诗歌创作中“我”与“我们”关系演变

穆旦是中国新诗进程中的一位重要诗人,分析他1937—1953年诗歌中的个体话语"我"与集体话语"我们"关系的演变,是深刻理解穆旦诗歌主体意识的关键,它折射出了穆旦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思考。穆旦1937—1953年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到1942年,穆旦试图寻找到可以抵抗现代性的集体资源,失败后将建构"我们"的希望转向战争;第二阶段从1942年到1948年强调战争和日常生活的他者,并在战争中找到代表抗战群体的"我们"。穆旦诗歌中的"我"既属于集体,又与集体保持着审视的距离。由此可以揭示出穆旦1937—1953年诗歌中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演变及建构过程,以及他笔下的"我"带给当代新诗的启示。

怀旧与认同——舒国治散文中的城市空间书写

舒国治的散文多以旅行和饮食为主题,带有浓厚的怀旧意味,其怀旧书写出自古典,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台湾现代怀旧书写中独树一帜。从城市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切入,通过台北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书写,以舒氏怀旧场所中的感官体验,解读舒国治散文的怀旧书写与身份认同,是对台湾怀旧散文写作研究的丰富。

民间立场与边缘话语——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兴起、盛衰及启示

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名称最初来自于1975年6月6日晚，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以“中国现代民歌之夜”为名举行的“现代民歌演唱会”，后演变为以“唱自己的歌”为主脉的音乐运动。关于现代民歌的命名在运动兴起之初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胡红波等学院派学者对杨弦的创作以“现代民歌”命名持质疑态度，认为杨弦的创作并不符合民歌“产生并流传于某一社会群众间.

精英与大众:论鲁迅与李敖杂文的批判道路

鲁迅与李敖分别代表了现代和当代、大陆与台湾杂文写作与发展的两个高峰,他们的杂文一个站在民族视野最高处,以启蒙为己任,一个身体力行,忠实地记录时代的社会生活。同样是批判的道路,一个以内在情感的力,把握社会与人的实情,一个以理性无可辩驳的力,展示国计民生。一个幽默富有情趣和艺术魅力,一个讽刺直白坦率,畅快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