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视域下对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三维辩证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根植于党的初心和使命,并已逐步发展为当前党的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议题。党的自我革命是在历史中生成、在发展中传承、在实践中光大的,故而要准确把握这一创新理论,就要结合党对自身百年奋斗史的历史总结来分析,认识其伴随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演化而来的三重特征:内生性、长效性和系统性。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下把握这三点,不仅有助于厘清自我革命理论在思想争鸣中所遇到的挑战,也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理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核心要义。

重视形成性评价:思政课学习内卷化的归因与化解

当前,思政课中出现的学习内卷化现象对增强教学成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影响已愈发明显,其背后的考核评价失效和价值塑造缺失的问题亟待解决,由改革教学过程特别是其中的考核评价环节入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沿着这一思路,形成性评价理论以其重视过程,强调动态、互动、多元的理论优势提供了初步的解决方案,但还需在加强价值塑造、改善多元互动、实现差异化竞争等方面进行改进,以保证形成性评价在实践层面真正落实,在价值层面与思政课相一致,能够有效应对学习内卷化现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自觉”的分殊与会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党在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历史节点,号召知识界理论界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并且重在引领未来的一次理论擘画。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这一命题既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自觉”问题的延伸,也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承,同时还是对21世纪之交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诸多乱象的回应。在百年探索中,知识界“自觉”之分殊与会通影响了中国道路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一词在世界现代化动态发展的全景中被不断重新诠释和定义——所谓“中国本位”,既包含了过去之中国,还应囊括当代之中国以及未来之中国;换言之,这种更广泛的“自觉”之会通,也为中国从“对接”西方现代化到“超越”西方现代化提供了持久动力和发展韧性。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实是中国在从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它旨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广泛地会通中国知识界的“自觉”,并努力使其成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另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具有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何看待这条道路的发展历程,如何理解由此开启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均是中共党史研究在新时代需要认真回答的重大议题。据此展望,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范式或将再次引发关注,而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未来的党史研究中又何以能够融合发展,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化叙事于当前的“再兴”,其实如同40多年前的“初兴”,皆跟随于党和国家的道路转型,党史研究也因此而转、因此而兴。考察其间的历史流变,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和未来进路。

心怀国之大者:课程思政思想溯源

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一直以国之大者为建设指针,始终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为目标。课程思政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历史使命的时代表达,体现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不懈探索,有着深厚的思想资源。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回顾其教学改革历程,有助于窥见课程思政的内涵。“思政”重在育人,“课程”不限于一堂课、一门课,课程思政是育人和育才的高水平统一。对课程思政内涵的认识,直接影响其建设成效。

学习贯彻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重要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2022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和发行。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2013年5月至2022年5月期间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文稿60篇。这些系列重要论述,把党对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本刊作为青年研究的重要阵地,邀请全国青联社会科学界别四位青年学者开展圆桌笔谈,学习贯彻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重要精神,以引领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

重构“历史坐标系”:中共党史教育的新时代演进

作为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教育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基石。正所谓"育才造士,为国之本",但以史明智,需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当我们重审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党史研究,往往会惊叹于其间多样性或差异性的巨大,即便这些研究均以中共历史为研究对象,它们所牵涉的范围却早已超出了历史学甚至人文学科的固有分界,所引发的讨论业已带动世界各国对"中国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新一轮争辩。

从技术到理念:抗疫背景下线上教学的再出发

一场疫情迫使许多高校不得不以线上教学的形式开展教学工作。从面授课堂转型为线上教学,不仅需要技术的更新,也需要理念的转型。面对诸多挑战,线上教学急需重审“线上”这一互联网环境,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与互联网自身的“交互性”结合,从而推动线上教学再度出发。为此,有必要在新教学理念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以唤起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通过建立多元互动的信息平台,构建线上社区,增强“即时反馈”,以激发学生完成高难度任务的学习动力;可以组建分工协作的学习团队,强调思想共享,以提升学习社群之间的“协同效应”。总之,直面线上教学带来的深层次挑战,推动线上教学的理念转型,才能化危为机,助推高等教育的“范式”革新。

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分层实施与协同整合

中共党史教育意在"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在百年历史沿革中,其课程体系形成了面向党内干部和面向党外青年的两大基本分层,并随时代不断演进。当前,各高校在建构"大思政"格局的背景下,逐步形成了包含中共党史学科的专业课、公共必修或选修的思政课、学工系统开设的各类党课在内的同心圆式课程群组,一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党史教育对两类课程的全面汇通和架构整合,另一方面确也存在着部分内容简单化、重复化的问题,这折射出我们对党史教育"分""合"之动因认识得还不甚清晰。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其百年间的沿革过程,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共党史教育"分—合—和"的实践逻辑,进而不断完善新时代高校中共党史教育"和而不同"的"大思政"格局。

高校课程思政体系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当前,国内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潜在挑战。由此而言,当前的课程思政建设仍需在“体系化”上下功夫。首先需厘清对于课程思政历史方位、理论概念与实践定位的误区,加强对其体系化的认识;其次要在学校、院系、部处各层面协同构建促使课程思政体系化的制度;最后要使其落实到教师体系化的课程创新。

人才强国战略视域下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向探析

在扎实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是中国高校当前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解决创新之困,不仅需要在体制机制上为人才松绑,更需要在底层思维上提振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内在动力。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的课程观,旨在强调“课程”不能止步于知识传授,而是要回归“育人”的本体,通过打开“格局”唤起青年主动去连接“小我”与“大我”,继而不怕失败、勇于创新。通过分析何为“思政”、为何“思政”以及何以“思政”,可知当前的课程思政建设与高教领域的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国家层面的人才强国战略实属由内而外的同构逻辑,它重在依托一堂课、一门课乃至一组课的课程改革,引领青年能在大格局中辨识价值秩序、勇担时代使命。

博客:收复公共失地——兼论公共领域的实现

19世纪的传媒时代,为欧洲构建公共领域提供了沃土;但21世纪的传媒时代,传统媒体却正在将公共领域逐步侵蚀。当近年来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利日益膨胀,自由程度日益下降的时候,人们更加急切地呼唤着公共领域的振兴和收复。新媒体博客(Blog)是否有可能担当重任?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笔者借助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形成公共领域的三大条件”为衡量尺度,对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媒体博客,分别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通过在两者间的对比,旨在逐步发掘博客对构建公共领域的正面价值,进而肯定博客“收复公共失地”的内在潜力。

中共与工合在延安的经济共建与价值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当国共两党的海外统战逐步从外交延伸至内政,抗战也成为了加速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重要动力。而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便是一场以合作社的方式重建中国战时工业的经济救亡运动。它作为一条联结中国各派政治势力以团结抗战的实体纽带,深入到中国敌后多个地区。相对于以往研究多忽视共产党参与国际社会的主动性,本文将借助胡佛档案馆与哥伦比亚大学档案馆所藏的工合档案,详述中共与工合在延安经济共建的互助过程,并探讨中共与国际盟友之间的理想融通与价值认同。

五卅运动中的青年学生与青年团——兼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工作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国民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向"群众化"、努力"获得青年群众"的第一次尝试,其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五卅运动的影响十分巨大。这场运动发起时一再受阻,正是由于青年团的宣传与动员,运动才得以席卷全国。一方面,青年团探索出的"学总—学联—学生团体"的联动机制与"共产党—青年团—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为运动的发起和深入提供了机制保障;另一方面,团员承担了繁重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甚至牺牲了生命,才使运动扩展开去。而青年团存在的组织关系不稳定、基层工作不深入、党团关系不明晰等问题,也给学生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事实上,正是经过了诸如五卅运动的风浪的历练,一代"新青年"才得以出现和成长,进而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

“统一”之辩: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的舆论交锋

华北事变之后,高举"抗日"大旗而力促各方合作的其实并非仅有中共一方,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都曾以此为由谋求暂时之和平。然而,国共所持之"统一"话语虽近,却意涵相左,前者强调政权军事之绝对统一,后者注重人民联合之民主统一。学界往往将西安事变视为国共"息争御侮"的起点,但本文认为国共的"统一"之争并未就此落下帷幕,反而因捉蒋放蒋持续升温,一直回旋于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细致梳理西安事变前后的两党舆论交锋,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共抗日之分途,以及双方内战之分野。

媒介时代的“舆论循环”

本文首先以图形直观描述出“舆论循环”的概念和特点,进而研究“媒体”在“舆论循环”中所扮]的角色,以提炼它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提高“舆论循环”的“循环质量”,不能仅寄希望于媒体的“新闻道德”,实现公众、媒体、政府三者之间的多元平衡才是真正使其改善的根本途径。

历史视角下的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以抗战时期的湖南雅礼中学为例

课程思政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把握正确方向,方能落到实处。抗日战争时期,多方势力试图通过各种隐性教育渠道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塑造,但只有回答好个人发展与国家和民族命运关系的深刻命题,才能真正赢得青年。抗战时期湖南雅礼中学的教育教学实践及其成效表明,新时代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不仅要建设优质教师队伍、打通育人环节场域,更要深刻理解课程思政本身内在于时代需要的逻辑理路。

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传承与重构

借助延安当时的新闻报道与调查,重新梳理党的文献,重构1943年毛泽东同志重申群众路线的历史语境。研究发现:群众路线的延安重构,是为了应对普选和"三三制"等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群众、干部和党员三个群体的外延扩展,使党需要运用群众路线去解决新问题,而这一历史实践亦对当下有借鉴意义。

延安自然科学运动中的“科学”与“大众”——以《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为线索的考察

1939年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自然科学运动,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下展开的。"科学"在延安的发展与普及不仅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推动了生产自救,也为培育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于学界以往多从宏观视角进行论述,本文选取《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这一传播科学的窗口进行了具体分析,旨在连续而真实地反映"科学"扎根边区的曲折过程,进而探讨为何"科学"在边区走向"大众"之后,能够重新连接"启蒙"与"救亡",并使自身获得新生。

中国共产党“五四”阐释的变迁与青年工作的革新(1928—1939)

五四运动具有丰富的内涵,针对五四运动的多种阐释亦层出不穷。1928年到1939年,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阐释经历了剧烈转变,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得以基本确立。中共"五四"阐释内涵的转变与青年工作的调整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后,青年工作的低落使得中共对五四纪念不甚重视,五四纪念的主导权长期操之于国民党。在中共积极革新青年工作后,五四纪念重新展开,"五四"阐释也渐趋成熟。中共确立的"五四"阐释,取得了知识青年的认同与信任,反过来教育了知识青年,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成长为肩负起抗日救国重任的"新青年"。对青年工作与"五四"阐释联动关系的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观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