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

试析黄宗羲的理气合一论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黄宗羲主张理气合一于气的气本论。在黄宗羲看来,气与道为体,兼有形上形下,既是天地间的唯一实体,也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以"实体即本体"为原则,黄宗羲不但改变了程、朱理气论的基本结构,而且也改变了程、朱理气合一的基本方式:理只是气的虚灵之性,不具有实体的意义,因而也不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因此,理不离气,气必有理,理气是一物两名的关系;作为世界万物本体的气,是理气合一的中和之气,而中和之气作为理气合一的至极体段,主宰着气的流行,因此,气自为主宰,使气的实然状态与其应然之性逐步统一。通过对朱熹理在气先、理承气动等观点的批评与调整,黄宗羲实现了理气的合一。

王阳明哲学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知行合一到致知再到致良知

结合历史文献的考订与思维逻辑的发展来看,王阳明哲学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正德四年到正德十五年,王阳明以《大学》格物说为中心,教揭知行本体,强调知行合一的工夫;二、从正德十五年到嘉靖四年,王阳明以协调《大学》格物说与《孟子》良知说为中心,教揭良知本体,强调致知的工夫;三、嘉靖五年以后,王阳明总结一生,合本体工夫言致良知,专以致良知训导学者。

论冯友兰的民族观及其现实意义——以《新事论》为中心

以逻辑的民族性为中心,冯友兰的民族观实现了两个统一:一是民族的同一性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统一;二是民族复兴、社会变革的必然性与从国情出发的必要性的统一。冯友兰的民族观,既回应了近代以来的民族性、国民性批判,澄清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做出了理性的说明,指出了发展的方向与道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冯友兰的民族观必将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从“仁”与“学”到“仁之学”——谭嗣同《仁学》的两个维度及其关系

谭嗣同《仁学》的主题有二:一是,"仁"与"学";二是,"仁之学"。通盘考察《仁学》一书,再反观《仁学·自序》中谭嗣同对其写作《仁学》的论述,可以发现:通过对"仁"的整合和提升,谭嗣同由"学"至"仁"、化"学"归"仁",试图把"学"的认知理性和功利实用收摄在"仁"的道德理性与道德实践中,是一种关于"仁"的新学说。因此,谭嗣同的《仁学》,虽不脱中体西用论的窠臼,但是却具有融合中西文化的特点;虽是雏形,但却是近代学人会通中西文化而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次尝试。

胡瑗《周易口义》中的易学生态哲学思想

在《周易口义》一书中,胡瑗从天地的生成之道来讲明圣人的参赞化育之功,重新确立了儒家圣人继天行善的理想,包括天地生成万物的生态本体论、圣人代天理物的天人关系论以及仁义生成天下的生态德性论等内容。其易学生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圣人法天则地、代天理物的意义上,为北宋易学生态哲学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是汉唐生态宇宙论到宋明生态本体论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论黄宗羲“心即气”的生态哲学思想

黄宗羲的生态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盈天地间皆气"的生态本体论,"一本而万殊"的生态共同体论,"心即气"的天人关系论,"盈天地皆心"的生态德性论与"养气即是养心"的生态工夫论。概而言之,黄宗羲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气兼理,从天地万物的存有推论其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自身皆有其内在价值;二是从气到心,以天道元亨利贞的四时之气与心之四气的本然合一讲感通为一,进而使实然与应然、理论与行动统一起来。

论黄宗羲对象数学的考辨——以《易学象数论》为中心

在《易学象数论》中,黄宗羲从经学立场出发,通过预设《周易》经传本有象数学的统一,对历史上形成的以解释《周易》经传与自拟为《周易》而造作的象数学作了系统的考辨。前者关乎《周易》经传象数学的真伪问题,后者则关乎象数学的正统与非正统问题。黄宗羲对象数学的考辨,已经超出了《周易》经传系统,是对象数学的一次系统清算。

论谭嗣同“新仁学”的思维方法及其问题

在西学东渐之初,谭嗣同力图融古今中外为一炉而建构起的"新仁学"体系,是近代中国学人会通中西文化而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次尝试与努力。为建构其"新仁学"体系,谭嗣同分别运用了几种不同的思维方法。通过对谭嗣同思维方法的反思,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谭嗣同"新仁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得失,准确定位其体系尚处于以中国传统文化"格义"西方文化的阶段。因此,在研究与阐释谭嗣同"新仁学"体系时,应当从宋明理学的模式以及天人合一的范式去解析其对西学的借鉴与吸收,而不是相反。

论黄宗羲的易学哲学及其学派归属——以《易学象数论》为中心

在《易学象数论》中,黄宗羲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批评汉代以降的象数学并非《周易》经传的原貌,以及批评汉代以降的义理学抹杀了《周易》经传中本有的象数学。黄宗羲并不一概反对象数学,而是主张象数义理合一论。其对取象说和取义说的调整,是义理派易学的内部整合;其对图书象数学的考证,则是义理派易学对象数派易学的辨伪清算。综合来看,黄宗羲的易学哲学援史以入易,主张取象说,属于义理派易学,具体而言则是气学派易学。

全集本《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至三点校勘误

《黄宗羲全集》第七、八两册《明儒学案》与中华书局本《明儒学案》上、下册,均以郑氏二老阁本为底本,而折中进退于贾本(亦称紫筠斋本)、莫本和《四部备要》本之间。全集本之新版、再版与中华书局本之修订,亦相互借鉴,勘正甚多。但全集本2012年版与中华书局本2008年修订本之间,仍有所出入,所引诸家文集、书信、语录尤甚。今姑参校《四库全书》本(属于贾本)、南昌县学重刻莫氏本《明儒学案》以及诸家文集,对《甘泉学案》一至三做出勘正。

全集本《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四至六点校勘误

《黄宗羲全集》第七、八两册《明儒学案》与中华书局本《明儒学案》上、下册,均以郑氏二老阁本为底本,而折中进退于贾本(亦称紫筠斋本)、莫本和《四部备要》本之间。全集本之新版、再版与中华书局本之修订,亦相互借鉴,勘正甚多。但全集本2012年版与中华书局本2008年修订本之间,仍有所出入,所引诸家文集、书信、语录尤甚。今姑参校《四库全书》本(属于贾本)、南昌县学重刻莫氏本《明儒学案》以及诸家文集,对《甘泉学案》四至六做出勘正。

全集本《南雷诗文集·碑志类》点校指误

自1985至1994年,《黄宗羲全集》(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齐。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新版了《黄宗羲全集》(十二册)。2012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册);11月,浙江文丛精装二十二册版,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新版之中,点校、句读、刊印之误亦不少见。此编即以《南雷诗文集·碑志类》为例,将其凿然可证者,举而措之,以少受其害。

全集本《南雷诗文集》序类、记类、书类点校指误

自1985至1994年,《黄宗羲全集》(十二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齐。200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新版了《黄宗羲全集》(十二册)。2012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黄宗羲全集》(十二册);11月,浙江文丛精装二十二册版,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新版之中,点校、句读、刊印之误亦不少见。此编即以全集本《南雷诗文集》序类、记类、书类为例,将其凿然可据者,举而措之,以少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