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税收入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基于文献的分析表明,财政包干时期预算外资金(非税收入的前身)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压力,有研究认为财政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预算外甚至制度外的收入,从而向企业伸出了攫取之手,影响了长远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当分析框架从中央VS地方扩展到地方政府内部的互动时,非税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趋复杂。

论我国专项转移支付的制度逻辑

1994年分税制改革恶化了地区间财力的不平衡,然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中,体现中央政策意图的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最具均等化效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这要归因于财政分权所造成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支出偏好差异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吃饭财政状况。现有体制无法消除这种支出偏好的差异,也难以改变这种吃饭财政状况。面对专项转移支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政府采取等级制的办法,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是消除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重要举措,这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科斯定理、策略行为与夜市烧烤扰民问题研究——基于驻马店市团结路“喇叭大战”案例的思考

夜市烧烤扰民问题是当下城市管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这是一个与负外部性相关的问题,科斯定理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常用视角。对驻马店市团结路上的"喇叭大战"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夜市烧烤扰民的问题上,科斯定理过于乐观,问题双方之间的行为更符合霍布斯定理的观点,策略行为的存在阻止了科斯式讨价还价,使得双方陷入囚徒困境。霍布斯定理主张政府或法律干预解决这一问题,但案例中驻马店当局的干预却不算成功。基于博弈论提出的质押金方案,融合了科斯定理和霍布斯定理,既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又强调科斯式讨价还价的作用,可以使烧烤商户不扰民的承诺可置信。在夜市场所规划不合理、夜市搬迁难以短期内实施的情况下,这一方案为解决夜市烧烤扰民问题提供了选择。

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国家、市场与消费者：基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丑闻频发,如何规制食品安全风险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认为,在繁重的执法负荷与稀缺公共执法资源的约束下,仅期望通过国家进行食品安全治理是不切实际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亟待创新。有鉴于此,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对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主要行动者——国家、市场与消费者如何进行协同以实现食品安全善治进行了分析。国家与市场协同方面,政府不仅应当对食品生产者或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反向制裁,更应当将反向制裁与正向激励相结合;国家与消费者协同方面,政府应该为消费者在制度与信息方面进行增权,消费者也要监督政府的食品安全治理行为、使之不敢懈怠;消费者与市场协同方面,消费者应该通过退出、谏言与忠诚的方式来参与到食品安全治理中来。

财政分权、激励结构与专项转移支付

1994年分税制改革恶化了地区间财力的不平衡,然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中,体现中央政策意图的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最具均等化效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这要归因于财政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激励结构的差异。现有体制无法消除这种激励结构的差异,中央政府对专项转移支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所采取的还是等级制的办法,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是消除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发展方向,这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非税收入改革的政治逻辑--基于J省A区的个案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采取了准市场治理机制。一方面,职能部门必须依靠自身征收的非税收入,而非财政的无条件拨款,这体现了市场机制的逻辑;另一方面,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和管理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规范,这体现了等级机制的逻辑。这种准市场机制导致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种种乱象。A区的案例表明:非税收入管理中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A区的政府人员规模膨胀密切相关;现有制度环境下,A区无法废除非税收入管理中的准市场机制;A区采取的选择性保护策略,可以保护辖区内的大企业,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职能部门的"攫取之手"。

对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不足现象的浅析

社区建设是在城市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的推动下进行的,从理论上讲,“社区建设主体包括政府法人、企事业法人、社团法人以及全体社区成员,文章通过对当前社区建设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参与不足的困境分析．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和对策．

县级政府征税的政治——基于中部J省A区的个案研究

在欧洲财政史上,向私人部门征税蕴育了代议制。在当代中国,向私人部门征税的后果如何?对A区的案例研究表明,财政压力的形成与中央和地方关系密切相关,财政压力使得A区政府对企业伸出了攫取之手。对A区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三个约束条件的分析表明,A区领导者的贴现率非常高,A区征税制度的变迁成功地降低了征税中的交易费用,A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情况比较复杂,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复杂状况使得A区采取了选择性保护策略以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一策略保护了相对讨价还价能力较高的大企业。从整体上说,向私人部门征税带来的治理红利非常有限。

从生产驱动型现代化到消费驱动型现代化——有关中国经济现代化动力机制的新命题

近代以来,实现"国富民强"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却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索过程。直到1979年,中国的经济建设才步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这种以"高出口、高投资、高积累、低工资"为特征的生产驱动型现代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必须适时做出调整。西方的实践证明:随着丰裕时代的到来,消费驱动型现代化是一种更为持久的新型经济现代化战略。要想顺利的推动消费驱动型现代化建设,消费者现代化、消费工具现代化和消费制度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三者缺一不可。而且,就发展速度来说,消费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尤为滞后。因而,大力推进消费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已刻不容缓。

财政分权、激励结构与专项转移支付

在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中,体现中央政策意图的专项转移支付比重过高,而最具均等化效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这要归因于财政分权所导致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激励结构的差异。现有体制无法消除这种激励结构的差异,中央政府对专项转移支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所采取的还是等级制的办法,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是消除地区间财力不平衡的发展方向,这有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