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竟陵派的接受情况论略

清代前期,诗坛给予了竟陵派很多关注,诸多评论者表达了各自的看法。清初,钱谦益、王夫之及顾炎武等人竭力批判钟惺、谭元春,由此带动了一股贬抑竟陵派的诗坛风气,他们的批评态度表现出感性、偏颇的特征。之后,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的批评态度渐趋理性,他们开始反思、重建竟陵派的诗坛定位,得出的论断也更为客观、公允。出现上述变化,与明清易代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明末清初,竟陵派风行天下,影响诗坛三十多年。论者面对明亡,强化诗道与国运的联系,认为竟陵派"为孽于斯世",故多偏颇之论;至康熙朝,社会渐趋稳定,论者已无黍离之悲的激烈情感,且竟陵派式微,故而,对竟陵派持论日趋客观公允。竟陵派在清前期成了评论者传达自身诗歌理念的工具,其接受变化恰是不同诗歌流派鼓吹自身诗歌理念的间接反映。

明人对《山海经》的阅读接受与明代学术

明人阅读、接受《山海经》的历史情况,具备提炼问题并进行断代研究的学术价值。《山海经》文本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明人进入阅读《山海经》的普及化时代;《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在明代得以重新树立,通过“夏鼎说”等问题的申说、论争,明人彰显出治《山海经》之学的高度自信。明代的阅读风气与学术流变互为表里,更易了人们接受《山海经》的传统认知,以“古文奇书”为接受预期的认知形态,尤其是对“奇”的标举,促生出诸如“史部”“子部”的属性转变等学术问题。明人接受《山海经》的历史全景,描绘出“明人”这一学术群体在学术史上的独特性情与地位。

“志怪”的概念界定及其变迁

"志怪"概念的诞生,是自庄子至鲁迅,渐及现当代学界的一个逐次界定与缓慢衍变的过程。文章通过搜集、梳理相关历史材料,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及其变迁"轨迹作一次基本的厘定与澄清,以探索这一文类自身的诸多学理渊源及发展规律。

王士禛志怪创作的溯源意识

王士禛在志怪创作中,体现出了对于唐前创作传统的有意回溯与依循。首先,关于志怪一体的属性认知,王士禛与唐前作家是一致的,这体现在他对志怪"史"之渊源的强调之上;其次,王士禛在保持志怪"笔记体"的形式要求之外,力求重新树立起"撰"这一志怪创作的原始创作形式;再次,在内容建构层面,王士禛因循前代志怪所构架出的体类结构,以求与传统的内容体制达成吻合。王士禛通过这三方面的集中表现,明确传达出了他在志怪创作中的溯源意识。通过对此过程的梳理,可关照清初志怪在创作意识上的一些新变。

《世说新语》文献的生产、流通与晚明“世说”风尚

晚明时期,文人推崇《世说新语》渐成风尚。《世说新语》印本以及各类仿、续文献的繁复生产与广泛流通,是酝酿、催生这股风尚的动因。吴中地方的书籍之交以及私刻、坊刻等社会活动,吸纳了各阶层文人的参与。风气所及,“世说新语”的文化内涵随之变更。《世说》既是文人案头的寻常读物,更是时尚文化的书籍符号;《世说》的文本形态也发生更易,本朝名士的“补编”替代原本成为“定本”。“世说”风尚反映出晚明文人的一般性文化心态。作为“复古”标志的《世说》具有明确的社会化属性,文艺属性次之;猥杂、不学的仿拟风气,缘于晚明人对于海量文献的集体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