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视角下医学专家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竞技行为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健康、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危害,医学专家参与是政府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科学保障,但目前相关文献缺乏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医学专家参与行为特点方面的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为背景,选取2003年非典疫情及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医学专家参与案例,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双案例比较研究发现:医学专家为扩大自身的学术观点与影响力,其参与行为呈现出与在其他事件参与行为中不同的行为特征,呈现出趋同化参与和多样化竞技的特征,该特征的变化趋势与形成逻辑受到微观层面行为驱动力、中观层面关系嵌入性及宏观层面结构嵌入性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减少上述因素的拮抗效应、增加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可以减少医学专家之间的内耗,提高专家治理效能,进而提升政府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效能。因此,建议科技专家咨询机构要建立常态化咨询制度,同时建立优化专家参与的制度体系,让科技专家回归独立性、科学性与中立性。

信访活动中非制度化行为的逻辑

当前信访制度运作过程中最为突出问题便是信访活动中非制度化行为的大量存在,这些行为的形成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信访民众在给定条件下的理性行动,反映了信访民众在不同行动背景下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并进而形成了信访制度的运作特征,即"有底线、无规则"。要改善信访制度在当下的运作局面,最重要的是要强化制度实施,落实既有规则,实现信访活动的规则化。

信访研究:两个既有主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既有信访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行为与制度两个主题。行为主题下的信访研究关注的是上访民众的上访行为过程或上访民众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互动过程,重在揭示民众上访行为逻辑或与信访有关的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制度主题下的信访研究则旨在通过对信访制度及其设计的规范分析,提供解决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的改革设想。基于对这两个主题下既有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本文提出,信访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是以与信访制度实施有关的国家机构的运作过程为切入点,对信访制度实施过程做经验的分析。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扩散机制——基于69个政策文本的探索性分析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自然灾害中政府和媒体的议程互动关系——以台风“山竹”为例

在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利用媒体力量将事件信息传递给公众,研究媒体上事件信息的议题讨论与政府建构的事件议题是否一致有助于了解政府危机沟通效果。以2018年台风“山竹”为例,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分析自然灾害中政府和媒体的议程网络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和媒体的议程网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呈现出“合”与“离”的两种交互状态。宏观层面看,政策议程和媒体议程均聚焦于政府行为、事件陈述、实用信息属性上;微观层面看,政策议程建构逻辑偏感性色彩,议程网络结构呈现议题集中化和核心化特征;而媒体议程建构逻辑偏理性口吻,议程网络结构呈现议题均匀分布特征。据此得出:政府要主动建构议题,掌握危机沟通话语权;积极发挥新媒体特性,提高政策议程传播效能;合理组合议题要素,通过输出逻辑引导社会舆论。

现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派生概念,依据哈贝马斯的分类,迄今为止的合法性理论可作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分,但无论是规范主义合法性还是经验主义合法性,在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时都有不足。前者对于政策合法性的认识建构于抽象思辨之上,后者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政策实质上的非法。哈贝马斯本人提出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作为考量现代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依循标准,其具体实现途径是协商民主。

社会指标运动源起、评价及启示

社会指标在二战后在许多国家被广泛重视和运用,为此一度引发了一场发端于美国并迅即扩散至其他国家的社会指标运动。虽然该运动兴盛时间不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便已风光不再,但社会指标的构建及其相关研究至今仍在进行。国内学者同样对此做出了大量努力。对历史上这一知识运动的回顾和总结可为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新媒体背景下政策专家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作用分析——以“营养改善计划”政策为例

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科学地选择合适的政策问题并列入议程,是进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为此,政策专家一直是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之一。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及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技术条件的发展,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最直观的反映之一,就是近年来媒体和网络热点事件频发,并有不少成功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本研究以2011年"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这一典型的新媒体形式下由公众推动取得最终政策产出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为案例,对其中政策专家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探索。本文首先明确界定了政策专家的概念,通过对政策决策者、政策专家和社会力量形成的政策网络及其影响进行阐释,进而提出新媒体背景下政策专家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并以2011年"营养改善计划"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为案例,基于微博数据分析,对新媒体背景下政策专家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模式进行分析说明,最后对新媒体背景下政策专家新型参与模式的条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

我国应急管理体制性弊端探因

近年来，我国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屡屡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虽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在此背景下，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围绕“一案三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尚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体制性弊端，严重制约着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我国应急志愿行动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思路

应急志愿行动是志愿者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协助专业应急机构进行应急管理的活动。近年来,我国的应急志愿行动在历次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应急能力的有效补充。但是客观来讲，我国当前应急志愿行动还是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应急管理中的制度“空转”:现实考量与破解思路——基于2016年河北邢台水灾的分析

当前,我国应急管理制度"空转"成为一种特殊的风险:一方面表现为政府体系各部门、单位的"各尽其责"演变成"各行其是",结果是"无所事事";另一方面表现为应急管理"制度化建设"强化了"政府包揽",结果是"形不成合力"。这暴露出我国部分应急管理制度在解决"跨界"突发事件以及整合社会力量方面的失灵。为破解上述难题,应对"常态"与"非常态"兼顾且加以区分,本文做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以常态下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来实现非常态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效对接,而且要重视基层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新探

目前国内实务界更多重视的是重大决策及工程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综合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些有关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多元,各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大多缺乏统一的理论或逻辑框架支持,其系统性、综合性和科学规范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理论,本文认为社会稳定是对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状态的描述,表现为社会生态系统能实现有序运行,而社会生态系统运行有序与否又取决于社会环境要素、社会行动者的心态要素、行为要素,以及政府与社会治理要素的综合作用。相应的,社会稳定风险主要产生于以上四类要素的互动之中。本文基于以上思路与指标建构科学方法系统地构建了一套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的新指标体系。

议题、权力与被颁布政策的走向——基于“政策夭折”现象的分析

为何有的政策在被颁布后会相对顺利地走向执行环节,而有的政策在被颁布后未经充分执行即告夭折?综合政策科学和传媒领域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发现并运用比较案例方法的分析表明,被颁布的政策触发的议题的突显性及相比政策制定系统处于更高层级的党政权力的干预是影响被颁布政策的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政策议题突显性的高低与类型决定了被颁布的政策进入本质上是系统(公众)议程的二次议程的可能性及二次议程中争论的主要内容,而更高层级权力干预的方向则决定了围绕政策议题可能形成的争论能否进入特定政策制定系统的内部议程并促成其调整或放弃既定政策。

互惠性、自主性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整合型运作——基于对D镇渔委会的实证分析

基层自治组织的实际运作状态是其与社区民众和基层政权这两类对象间理性交互的产物。基层自治组织与这两类对象各自关系互惠性的高低共同决定了其在两方面关系中自主性的高低,进而形成其运作状态的四个理想类型:无所事事型、行政型、分离型以及整合型。其中,前三个理想类型及其形成原因能够在既有研究描述的现象中找到实证根据,对G省Y县D镇渔委会的分析则表明了第四种理想类型的基层自治组织运作状态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和具体条件。就改进基层自治组织运作状态及基层治理实践而言,最根本的是要形成基层自治组织与社区民众和基层政权二者间的功能性互补,进而以基层自治组织为中介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机整合。

政策颁布后的走向变数

为何有的政策在颁布后会相对顺利地走向执行环节,而有的政策在颁布后未经充分执行即告夭折？

信访制度的现实处境与改革方向:制度传统和现实需求视角下的分析

信访制度在被赋予重要地位的同时又广受批评,面临着既重要又尴尬的现实处境。对这种处境可从群众路线和法治这两个制度传统间的关系及这两个传统各自与对信访制度的现实需求间的关系中寻求解释,即信访制度与至今仍被坚持的群众路线传统密切相连,且在当下仍具备回应民众现实需求的功能,但其实施中又存在大量与越来越被强调的现代法治理念相悖的现象;对原有传统的坚持与对新传统的强调并重,以及亟待回应的现实需求共同造就了信访制度上述处境。本文结合对既有信访制度改革主张与实践的讨论并基于以上分析给出了对信访制度改革的方向性思考。

扎根理论方法与国内公共管理研究

国内公共管理研究因本土中观理论发育不足,要更多地面对难以通过演绎一验证方法结构性地从公共管理实践有关的过程性数据中形成理论发现的问题。就此,旨在从数据中直接形成理论的扎根理论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扎根理论方法自提出以来已有大量分化和演变,为有效使用该方法,需对这些内容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本文介绍了经典扎根理论方法及其后主要分化与演变,结合对本土公共管理经验研究难题的反思,具体阐明了该方法对于本土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并指出了使用该方法应注意的事项。

基层官员的背锅风险由何而来--聚焦于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研究

有关领域的基层官员承受着背锅风险。对此可综合制度因素与基层环境因素构建解释:其中前者涉及绩效合法性逻辑和分权化执行结构,后者则强调基层官员所面对的资源紧张和不确定性。这个解释认为:一方面,在关键治理议题上的绩效承诺与治理实践中难免的表现不佳存在着难以消除的矛盾;这个矛盾经具有避责功能的分权化执行结构传递和放大,形成了有关领域基层官员无法规避的责难。另一方面,资源紧张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基层官员须大量地自由裁量;由于自由裁量实则在规则模糊地带行事,基层官员难以对之做出充分的解释和正当化,从而为以至少在形式上合理合法的方式向其转移责难创造了条件。聚焦于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案例分析为以上观点提供了经验阐释。基层官员承受的背锅风险是避责现象的后果之一,以上理论和经验研究阐明了这种后果的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既有避责研究。

信访制度改革中的两难问题:实质与解决方向

实现法治化与坚持群众路线是信访制度改革的两个基本方向。虽然这两个方面因同被推崇而理应兼容且相得益彰,但对这二者的同时强调却可能形成实践中顾此失彼、左右失据的两难问题。这个两难问题的实质是既有相关讨论形塑的对法治化的信访运作过程的设想与在群众路线传统下作为群众工作的信访工作各自背后的理念间的不一致、不兼容,更具体讲即守法主义的法治与群众路线各自立场、观点及讲求的工作方法间的不一致、不兼容。要解决这个两难问题需就与群众路线的立场与观点一致的法治发展出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的中观理论化阐述。

执行有效性、合法性风险与街头创新的持续:以Z市卫生监督所监管创新为个案的分析

“街头创新”已成为街头官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国内情境下的研究也已关注到这个主题并考察了这类创新的发生机制。鉴于唯有可持续、也即能被持续执行的创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创新,因此还需进一步考察街头创新在被发起后何以能持续的问题。对既有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分析表明,街头创新能否持续取决于能否实现执行有效性并规避合法性风险。以Z市卫生监督所的一项被称作“动态量化监管”的监管模式创新为个案的分析表明,街头官僚机构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与创新执行所能取得的实效交互地促成了创新的执行有效性,而营销与脱耦并用则是有效地规避合法性风险的积极且务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