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日本公共外交

冷战结束后,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相连的国际非传统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公共外交以政府主导、面向公众、公开性、真实性为主要特征,以塑造国家形象为最终目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广泛的施展空间。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实现政治大国的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它通过公共外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但其传统外交的制约及外交政策的功利性也使日本公共外交失色不少。日本公共外交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对我国的指导意义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体系,采取多样化的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与核不扩散机制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构成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但它们主要是从国家行为体的层面对核扩散问题作出了约束性的规定。2007年7月生效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填补了现有核不扩散机制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空白,为各国预防和惩治核恐怖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公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各国协调合作与执行。

世界银行反腐败措施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银行就采取了多种措施遏止腐败的滋生;近十年来,世界银行建立反腐机构,加强对援助项目的审批与监督,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指导下开展一系列反腐败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反腐举措对中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有着难得的参考价值。

全球公民社会视角下环境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作用的影响

全球公民社会代表了超越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国家体系并可服务于跨国公共利益的一个领域,在当全球化问题导致政府与市场出现双重失灵时,它能够作为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发挥独特的作用。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影响联合国的决策、监督条约决议的落实、协助开展执行工作、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对联合国在环境领域的主导作用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但环境非政府组织有意挑战主权国家权威、缺乏监管协调机制以及受制于西方话语权的价值取向等矛盾问题,对联合国作用的发挥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联合国应当充分重视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完善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制度,加强对其的监督管理,搭建与主权国家沟通合作桥梁,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使它们能够在联合国的体制框架内,更好地发挥合作者的作用,共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核扩散的困境与出路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核不扩散机制作用发挥的基本依托组织,其成立目的是构建涉核行为的合法框架,通过确立规则制约非法核活动。但其功能预期与实践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包括制度霸权的影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存在漏洞、核查制度与核安保技术有待完善等。要更好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作用,根本方法在于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根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歧视性规则,同时革新机制内防核扩散系统、完善财政保障措施等。

基因技术军事化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以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新兴生物技术呈现出向军事作战领域扩散的趋势。基因技术一旦用于战场,将对作战手段与方法、战争形态等带来革命性变化,甚至会改变核威慑平衡等诸多传统战略理论,但其违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原则,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国际公约。国际社会应从武器审查、应用管控、检查核查等方面,进一步构建行之有效的法律规范管控体系。对我国而言,应充分重视基因技术军事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进一步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法规体系,建立防御和应急机制,加强正确利用基因技术的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