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ale students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HIV阳性与阴性者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上的差异,为针对该人群制定艾滋病防控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月—2018年3月,在...目的:了解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ale students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HIV阳性与阴性者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上的差异,为针对该人群制定艾滋病防控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月—2018年3月,在哈尔滨、天津、西安、重庆4个城市,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受试者推荐的混合抽样方法,对HIV感染青年学生社交圈(其中既包含HIV阳性者也包含HIV阴性者)中的MSM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HIV阳性与阴性者在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上的差异。结果:共获得问卷583份,其中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94.0%。接受教育为大专及以下(P=0.002)、月消费水平在2000元以下(P=0.021)、主要居住地为校外(P=0.004)与HIV检测阳性间存在关联。在任何学段接受艾滋病预防教育都是HIV感染的保护因素[小学OR=0.203(0.073~0.561),初中OR=0.287(0.142~0.581),高中OR=0.271(0.142~0.518),大学OR=0.322(0.168~0.616)]。HIV阳性与阴性者对“国八条”(P=0.907)和“青八条”(P=0.782)的认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知晓率均约在90%,对某些具体知识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艾滋病防治政策”P=0.012,“识别并预防高危性行为的方法”P<0.001)。HIV阳性者首次性行为年龄较小(P=0.006),早期性伴较多(P<0.001)且安全套使用情况较差(P<0.001),但两者后期性伴数量(P=0.247)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对固定性伴P=0.735,对临时性伴P=0.76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HIV感染导致其性行为特征改变有关(对固定性伴P<0.001,对临时性伴P=0.006)。结论:青年学生MSM中HIV阳性与阴性者在“国八条”和“青八条”的掌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均低于国家要求的95%,但在知识需求上体现出了一定特异性;两者近期性行为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HIV阳性者在早期性行为活动中更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提示应该继续加强性教育和艾滋病预防教育,并将关口前移,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内容,尽早预防青年学生MSM发生高危性行为。展开更多
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一直是艾滋病感染的关键人群[2],而青年人群(15~24岁)具有明显的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一直是艾滋病感染的关键人群[2],而青年人群(15~24岁)具有明显的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脆弱性[3],也是AIDS感染的高发人群,因此,在防控HIV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关注青年学生MSM。本综述旨在分析国内外已有的干预研究,探究适用于青年学生MSM的干预策略,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干预研究和制定相关策略提供思考与建议。展开更多
目的分析青年学生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个体中心社会网络与HIV感染状况的关系,为特殊人群HIV防控政策研究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12月及2018年3—5月,采用滚雪球法和同伴推动法,对重庆市、天津市、哈...目的分析青年学生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个体中心社会网络与HIV感染状况的关系,为特殊人群HIV防控政策研究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12月及2018年3—5月,采用滚雪球法和同伴推动法,对重庆市、天津市、哈尔滨市、西安市青年学生MSM进行社会网络问卷调查和HIV检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体中心社会网络特征与HIV感染状况的关联。结果共追踪到青年学生MSM有547名,提名1088名网络成员,年龄分布在13~60岁。与社会网络成员性取向不同(aOR=0.38)、所在网络规模较大(aOR=0.63)、个体中间性中心度较高(aOR=0.27)的青年MSM的HIV感染状况为阳性的可能性更低;与社会网络成员受教育程度相差较大(aOR=1.60)、存在于性伴网络(aOR=1.41)、存在于危险性行为社会网络(aOR=1.88)、所在网络密度较大(aOR=1.91)、个体联结度数较高(aOR=4.10)的MSM的HIV感染状况为阳性的可能性较高(P值均<0.05)。结论青年学生MSM及其社会网络成员的HIV感染状况与其所在的社会网络特征有关,与网络成员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存在于性伴网络、所属网络密度较大、个体联结度数高均是HIV感染状况为阳性的危险因素。展开更多
目的了解中国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性伴特征和多性伴现象对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影响,为制定青年学生MSM艾滋病防控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9年11—12月通过受试者推荐和滚雪球2种抽样方法进行抽...目的了解中国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性伴特征和多性伴现象对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影响,为制定青年学生MSM艾滋病防控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9年11—12月通过受试者推荐和滚雪球2种抽样方法进行抽样,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对220名青年MSM进行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和广义线性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性行为前物质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2.39±2.57)岁,84.5%为在读学生,首次性行为年龄为(18.83±2.45)岁,44.1%有2个及以上性伴(包括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和商业性伴),22.7%有多个男性固定性伴。调整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后,多性伴与性行为前饮酒(aOR=2.97)或滥用药物(aOR=2.39)呈正相关;有男性临时性伴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呈正相关(OR=4.10)。结论青年MSM的性伴特征复杂,多性伴比例较高,单一固定性伴可降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风险,应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MSM的预防艾滋病教育。展开更多
目的利用微信平台指导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大众意见领袖(popular opinion leader,POL)开展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的同伴干预及其效果评价,为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19年11—12月,以...目的利用微信平台指导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大众意见领袖(popular opinion leader,POL)开展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的同伴干预及其效果评价,为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19年11—12月,以天津为中心,招募参与过前期以生活技能为核心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培训的POL 22名,并通过滚雪球法,将POL招募的100名同伴或性伴纳入研究。2020年1—3月,通过微信平台定期发送海报,指导POL对招募的同伴/性伴的艾滋病预防能力进行干预,并分别在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干预后,青年学生MSM发生性行为、多性伴的比例下降(χ^2值分别为12.12,5.94,P值均<0.05);POL同伴的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明显提升,“国八条”知晓率由90.0%提高至99.0%,“青八条”知晓率由86.0%提高至98.0%(χ^2值分别为5.82,7.56,P值均<0.05)。知识得分由(11.08±1.89)分提高至(11.84±1.27)分,态度得分由(54.29±4.01)分提高至(56.06±3.75)分,行为得分由(52.12±4.78)分提高至(55.08±4.25)分,技能得分由(51.96±4.75)分提高至(54.67±5.04)分,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得分(百分制)由(87.30±6.95)分上升至(91.86±5.42)分(t值分别为-4.21,-3.51,-5.32,-5.16,-6.55,P值均<0.01)。结论通过微信平台指导POL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干预,对提高同伴的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有效。展开更多
文摘目的:了解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ale students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HIV阳性与阴性者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上的差异,为针对该人群制定艾滋病防控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月—2018年3月,在哈尔滨、天津、西安、重庆4个城市,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受试者推荐的混合抽样方法,对HIV感染青年学生社交圈(其中既包含HIV阳性者也包含HIV阴性者)中的MSM进行横断面调查,使用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HIV阳性与阴性者在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上的差异。结果:共获得问卷583份,其中有效问卷548份,有效率94.0%。接受教育为大专及以下(P=0.002)、月消费水平在2000元以下(P=0.021)、主要居住地为校外(P=0.004)与HIV检测阳性间存在关联。在任何学段接受艾滋病预防教育都是HIV感染的保护因素[小学OR=0.203(0.073~0.561),初中OR=0.287(0.142~0.581),高中OR=0.271(0.142~0.518),大学OR=0.322(0.168~0.616)]。HIV阳性与阴性者对“国八条”(P=0.907)和“青八条”(P=0.782)的认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知晓率均约在90%,对某些具体知识的需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艾滋病防治政策”P=0.012,“识别并预防高危性行为的方法”P<0.001)。HIV阳性者首次性行为年龄较小(P=0.006),早期性伴较多(P<0.001)且安全套使用情况较差(P<0.001),但两者后期性伴数量(P=0.247)和安全套使用情况(对固定性伴P=0.735,对临时性伴P=0.76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HIV感染导致其性行为特征改变有关(对固定性伴P<0.001,对临时性伴P=0.006)。结论:青年学生MSM中HIV阳性与阴性者在“国八条”和“青八条”的掌握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均低于国家要求的95%,但在知识需求上体现出了一定特异性;两者近期性行为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HIV阳性者在早期性行为活动中更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提示应该继续加强性教育和艾滋病预防教育,并将关口前移,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内容,尽早预防青年学生MSM发生高危性行为。
文摘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一直是艾滋病感染的关键人群[2],而青年人群(15~24岁)具有明显的感染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脆弱性[3],也是AIDS感染的高发人群,因此,在防控HIV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关注青年学生MSM。本综述旨在分析国内外已有的干预研究,探究适用于青年学生MSM的干预策略,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干预研究和制定相关策略提供思考与建议。
文摘目的分析青年学生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个体中心社会网络与HIV感染状况的关系,为特殊人群HIV防控政策研究提供依据。方法于2017年4—12月及2018年3—5月,采用滚雪球法和同伴推动法,对重庆市、天津市、哈尔滨市、西安市青年学生MSM进行社会网络问卷调查和HIV检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体中心社会网络特征与HIV感染状况的关联。结果共追踪到青年学生MSM有547名,提名1088名网络成员,年龄分布在13~60岁。与社会网络成员性取向不同(aOR=0.38)、所在网络规模较大(aOR=0.63)、个体中间性中心度较高(aOR=0.27)的青年MSM的HIV感染状况为阳性的可能性更低;与社会网络成员受教育程度相差较大(aOR=1.60)、存在于性伴网络(aOR=1.41)、存在于危险性行为社会网络(aOR=1.88)、所在网络密度较大(aOR=1.91)、个体联结度数较高(aOR=4.10)的MSM的HIV感染状况为阳性的可能性较高(P值均<0.05)。结论青年学生MSM及其社会网络成员的HIV感染状况与其所在的社会网络特征有关,与网络成员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存在于性伴网络、所属网络密度较大、个体联结度数高均是HIV感染状况为阳性的危险因素。
文摘目的了解中国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性伴特征和多性伴现象对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影响,为制定青年学生MSM艾滋病防控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9年11—12月通过受试者推荐和滚雪球2种抽样方法进行抽样,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对220名青年MSM进行问卷调查,采用χ2检验和广义线性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性行为前物质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2.39±2.57)岁,84.5%为在读学生,首次性行为年龄为(18.83±2.45)岁,44.1%有2个及以上性伴(包括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和商业性伴),22.7%有多个男性固定性伴。调整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后,多性伴与性行为前饮酒(aOR=2.97)或滥用药物(aOR=2.39)呈正相关;有男性临时性伴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呈正相关(OR=4.10)。结论青年MSM的性伴特征复杂,多性伴比例较高,单一固定性伴可降低性行为前使用物质行为的风险,应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MSM的预防艾滋病教育。
文摘目的利用微信平台指导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大众意见领袖(popular opinion leader,POL)开展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的同伴干预及其效果评价,为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2019年11—12月,以天津为中心,招募参与过前期以生活技能为核心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培训的POL 22名,并通过滚雪球法,将POL招募的100名同伴或性伴纳入研究。2020年1—3月,通过微信平台定期发送海报,指导POL对招募的同伴/性伴的艾滋病预防能力进行干预,并分别在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干预后,青年学生MSM发生性行为、多性伴的比例下降(χ^2值分别为12.12,5.94,P值均<0.05);POL同伴的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明显提升,“国八条”知晓率由90.0%提高至99.0%,“青八条”知晓率由86.0%提高至98.0%(χ^2值分别为5.82,7.56,P值均<0.05)。知识得分由(11.08±1.89)分提高至(11.84±1.27)分,态度得分由(54.29±4.01)分提高至(56.06±3.75)分,行为得分由(52.12±4.78)分提高至(55.08±4.25)分,技能得分由(51.96±4.75)分提高至(54.67±5.04)分,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得分(百分制)由(87.30±6.95)分上升至(91.86±5.42)分(t值分别为-4.21,-3.51,-5.32,-5.16,-6.55,P值均<0.01)。结论通过微信平台指导POL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干预,对提高同伴的预防艾滋病综合能力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