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的嘉礼壶尊铭文模本探源

清代金石学家曹载奎编著的《怀米山房吉金图》中收录了一件政和礼器——嘉礼壶尊,此器底部铭文流露出宋人新意,大致可知嘉礼壶尊铭文的制作模本来源主要有三:一为宋代编著的古器物图谱《先秦古器记》《皇祐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二为当时所能见的三代铜器;三为宋代刊布的传抄古文的研究成果,以上三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嘉礼壶尊铭文的制作。

《怀米山房吉金图》与碑刻金石图谱

清初金石学家曹载奎于私家藏器中选取60件古器,刻于碑石,成《怀米山房吉金图》。此图谱流传至今的有三个版本:常熟市碑刻博物馆藏碑刻版、日本文石堂重刊木刻本、民国时期陈乃乾翻印本。曹载奎重新启用了宋初刘敞等人将古器物的图像款识刻于石碑的方式,在清代金石学研究范畴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以碑石为载体、以吉金为主体图像的金石图谱的刊刻方式,将三代铜器与汉唐碑刻纳入同一范畴,使吉金之学与碑刻之学相互衔接。

明代《宣和博古图》的传播与古物观念的转变--以文王鼎为例

明代自上而下的各个阶层对三代古物和宋代金石著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古物考证之风渐微,仿古玩古之风渐重。在宋代金石学家的观念中,本应高居郊庙祭坛之上的鼎彝礼器,在明代重新仿制,用于装点宫廷内府或文人书斋,而明人品评与仿制古器物的样式指南就是《宣和博古图》。在15世纪上半叶,这种现象已然出现。上层官方对《宣和博古图》的推崇,引发了16世纪末《宣和博古图》的翻刻高潮。《宣和博古图》的普及、流通和大众化传播,继而影响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文人及民间文化圈中对待古物的态度。承载着“文王”意象的文王鼎得到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推崇,上层官方的偏好藉由《宣和博古图》下沉至民间文化圈,文王鼎被列“上赏”,并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图像和装饰纹样,由具象的器物变为一种图式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