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报纸仍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李金铨、令狐萍、张萱三人谈

张萱（以下简称“张”）：很感谢两位教授接受我的访谈，令狐萍教授是著名少数族裔研究专家，而李金铨教授是著名传播学者，两位老师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一定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二位教授认为美国主流媒介中对于华裔或涉华新闻的信息比重如何？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社会科学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李金铨教授访谈

2012年，张宁入选“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赴香港城市大学访学。其间，曾与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做过长时间的访谈，涉及他的学术生涯、研究旨趣及其变化。此后，张宁又多次与李金铨先生交流。本文为数次交流中的一部分，主要扣合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的问题，由张宁整理出草稿，并经李金铨教授修订润饰而成。

传播研究的“跨界”、“搭桥”与“交光互影”--与李金铨教授谈方法论

一、文本，脉络，跨文化意义 於渊渊（▲）：您在多个场合都言及受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影响很大，习惯把问题置放在时空的脉络中来观照。有人把您归为脉络学派，您欣然接受。说到context这个词，大陆文献常译为语境，台湾学者喜欢称之为脉络。脉络不同于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只关乎历史的平面，与人和事之间只是衬托的关系。而脉络是立体的，由多种相互关联的人、事、关系、观念所构成。现在的一些研究，也会谈语境和脉络，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是静态的、僵硬的、幕布般关于政治、制度和生活的背景介绍，文本与脉络之间，无法形成“交光互影”的关系，在扎扎实实提升学术功力之外，您有没有什么切实的建议？

华人的传播学术视野在哪里?

华人传播研究社群不应该再跟着美国主流的研究亦步亦趋,而应该站在自己的文化脉络里面建立独特的理论视野,兼顾技术问题和宏观大叙述,融合社会规律和意义;既照顾文化的特殊性,又彰显理论的普遍性;最后依平等地位和西方主流学术对话与沟通。为此,华人必须入乎霸权,出乎霸权,融会贯通,进而提出符合本身文化脉络的诠释。

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

2011年12月17日~18日,李金铨教授应邀赴武汉大学参加第六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间隙拨冗接受了刘兢就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海外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变迁(1951-2010)》(11YJC860028)所做的访谈。本文是访谈核心内容,从李金铨教授的学术生命史切入,追溯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脉络,并对华人传播研究的发展提出展望。本文由刘兢整理出草稿,经李金铨教授多次修正。

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

在讨论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时,我们应该一方面拒斥"普适性的帝国主义",一方面排除"特殊性的偏狭主义"。作者在检视"发展传播学"的方法论以后,认为极端化约的实证主义漠视跨文化差异,容易导致"以西方为全球标准"的理论。作者呼吁以韦伯式的现象学路径为基础,重建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先从分疏具体"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路开始,不断上升抽象阶梯,以至于与相关文献互动,或参考之,或诘难之,最后既要充分诠释层层在地经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要辩证地建立具有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视野"。唯有如此,才能以世界主义的开放心灵,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彼此渗透,相互滋长。

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反思以后的新起点

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化"。发源于冷战格局,国际传播长期被视为美国传播在海外的思想延伸或经验应用。许多非西方学者以美国主义的片面世界观为依归,而且视之为当然。我们一方面必须拒斥这种"美国放大就是世界"的观点;一方面必须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即是假借文化无法兼容,或以文化优越感为由,而一笔勾销美国或西方的学术成果。"国际传播"若要国际化,绝不能落入偏狭的泥淖,而必须秉持开明的世界主义为起点。

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

直觉智慧,言简意赅,但不太交代推论过程,以致容易歧义丛生。直觉智慧应该适度降低抽象层次,与严谨的社会科学语言和逻辑互通。本文以苏轼《题西林壁》诗为引子,举出研究实例,探讨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真实的多重建构,既非单一,亦非无限;真实的整体犹如瞎子摸象,不是简单的部分与部分拼凑而成,其建构涉及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第二,不管是国际传播或是新闻史,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必须互相渗透,从沟通对话中获得互为主观的同情了解。第三,社会科学及传播研究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要能见树又见林,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故必须捕捉时间(历史)与空间(全球)如何影响事物的"常与变"及其变化的"同与异"。

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

《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大公报》的成功归诸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文笔，他们还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张季鸾的政论望重朝野，他去世时，蒋介石的唁电奉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毛泽东也赞扬他为“功在国家”。中共掌权以后，毛还在抱怨刚刚进城的《人民日报》作风散漫，说只要他们能学一点《大公报》他就满意了。

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美国早期的国际传播研究以现代化理论为主,这是"冷战"格局下的特定产物。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则有其独特的关切。如何寻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路径?本文主要提出三个思考。第一,"世界主义"的精神具有启发性,一方面以西方为参照系,另一方面应防止全盘接受,需取精用弘。第二,采取历史视角,从历史观出发来定位中国问题。第三,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将特殊性与普遍性、异与同、本土化与国际化辩证结合,开展比较研究,注重脉络,也采取跨学科的思维。如此,或可激发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社会科学丰富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本文是著名华人传播学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荣休教授李金铨先生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4年年会暨换届大会(2014年11月于暨南大学)上的主题演讲记录。这篇演讲既高屋建瓴,又细处着手,讲解了社会科学对新闻史研究的借鉴问题,今日隆重推出,希望对新闻学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经李金铨先生本人审定,由邓绍根、廖文琪整理完成。

无形的“多闻学府”与传播的问题意识--兼介四篇“引子论文”

（一） 《新闻记者》本期这个专辑是由第一届“多闻论坛”所选的四篇“引子论文”所组成。“多闻论坛”由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2015年4月11日到12日在烟雨漾漾垂柳青青的南京和扬州举行。

传播学者所面临的困惑、挑战与因应之道——来自“多闻雅集”的学术反思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创立“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计划”，迄今已届¨年，共有175位遍布全国重要高校的学者参加。这个社群号称“多闻雅集”，寓意由“博学多闻”的“新闻人”组成一个结合学术与友谊的“无形学府”。自从2008年以后，每年暑假更轮流在各地聚会，举行“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

他是一个点亮明灯的人——追念徐佳士老师

笔者从求学经历结合新闻传播史,综述徐佳士教授的毕生贡献:一,他写下华文世界第一本传播理论的教科书,启迪数代学子;二,由于他的引导,笔者有幸结识传播学术界大师和新闻界前辈,以致奠定学术的方向与品味;三。

学术与生命不应割裂

在求学时期,我邂逅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知道想做怎样的学者,从而建立学术的风格与旨趣。米尔斯强调,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对于正在摸索门径的学子,这不啻是一副指南针：原来学术与生命是不应该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个同心圆内,由内向外扩张,连成一气,以至于个人传记不断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在求学时期,周遭的一些“主流”范式实在无法安顿我的关怀。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传播帝国主义再商榷》,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免“反潮流”,这个勇气和信心也来自米尔斯的启发。此后贯穿我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是一种深沉的社会关怀与人文价值,以此为主轴发展出互相联系的分支,包括华人社会转型与媒介互动、西方媒介的论述与话语,以及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

“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

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历史脉络,源自市场经济的勃兴,并蕴藏"进步运动"所发展出来的"恒久价值",在理念上带有温和渐进民主改革的精神,在技术上则强调事实与意见分开。美英媒介目前面临专业主义低潮的调整过程。西方激进派对媒介专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评原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若不分青红皂白地跨文化移植,而在匮乏媒介专业主义的社会否定媒介专业主义,则无非是犯了"具体错置的谬误"。

传播纵横:学术生涯五十年

近日，国际知名传播学者李金铨教授由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荣休，本刊特推出这组文章以为纪念李金铨教授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首任会长等。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近20种及英文论文百余篇2014年获国际传播学会（ICA）B．Audrey Fisher导师奖，2018年获CCA终身成就奖等、这组文章既包含李金铨教授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也有对某些学术问题的思考，还有对治学方法的提示，相信读者能够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发。

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

据说传播学引进中国三十年了，许多学者对“传播学”有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到底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其实，不仅中国学界对于传播学有认同危机，国际传播学界对这个学科也有认同危机。我提到传播学“引进”中国是很关键的，因为传播学不是继承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而是从外国全新介绍进来的。有学者批评大陆的社会科学一味追求“全盘西化”。

学科的对话，思想的碰撞--第二届“多闻论坛”传播学术对话

第二届“多闻论坛”于2016年4月2-3日在南京和扬州举行，由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配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计划”，号称“多闻雅集”，该项到访计划进入第12年，至今已涵盖189位学者，每年暑假八月初，“多闻雅集”总是寓学术于山水之间，大致有一百人左右，从全国各地齐奔引人的聚会地点。

各说各话乎,公共对话乎?(上)——唐小兵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读后有感

一、前言中国近代报刊大致有三个范式:第一个范式是国共两方面的党报,这里不必多说;第二个是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第三种范式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专业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商业运作都相当成功,但《大公报》更受知识人尊敬。林语堂毒骂《申报》"编得很滥",《新闻报》则是"根本没有编",却赞扬《大公报》是"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