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公元(前)”

本文围绕"公元"纪年法展开论述,尤其是"公元前"纪年法的兴起过程,为此对基督教欧洲历史上曾经流行过的"世界纪年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在公元1700年左右,纪年法从基督教经学的附庸转化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从揭示历史的宗教意义转化为标定历史事件的年代,使得"公元前"纪年法兴起,取代"世界纪年法"并与原有的"公元"纪年法结合,成为最受欢迎的纪年法体系。文章最后略为梳理了公元纪年法在中国的使用情况。

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

7世纪初西班牙塞维利亚大主教伊西多礼的《辞源?论史》是中古早期对史学撰述体裁最为理论化的论述,但也长期被学者们认为逻辑混乱。本文结合当时的史学实践,进行仔细的文本解读,发现他的论述不仅不乱,而且还是对史学撰述实践与时俱进的反映。如果将他的论述作为导引,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史学变化,从而更好地理解从古代史学向中古史学的过渡。

《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

6世纪晚期,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历史十书》中精心探索法兰克人的起源和墨洛温王室的渊源,为后来的史家提供了榜样。这里称之为"格雷戈里命题"。半个世纪后,《弗里德加编年史》更加范围广泛地探讨了"格雷戈里命题",因此,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弗里德加如何重新解决这一命题。他一方面通过增加故事,构建谱系为墨洛温王室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一代不如一代的传说故事,对后来诸王的统治无能表示了不满。

叙事理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修昔底德的写作策略为例

本文以修昔底德研究为个案,分别从史学理论界、史学史界和普通史学家群体等三个层次,分析引入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进而揭示叙事理论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现代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

“民族大迁徙”:一个术语的由来与发展

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有其自身的演变史。本文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该术语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民族大迁徙"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用来解释罗马帝国晚期北方族群逐渐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定居,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的历史进程。此后,逐渐形成了"自东向西迁徙"和"自北向南迁徙"两大理论解释框架。二战以后,族群迁徙理论逐渐让位于族群生成(凝聚)理论。近年来,族群认同研究取而代之,将中古早期的族群问题从人种志学领域解放出来,而以政治文化研究为主。目前,如何看待中古早期史中族群研究的必要性,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

希腊古代史家颇有"行走"以收集史料,亲身经历获取历史经验的传统;至罗马时代,此风不改。然而,随着帝制形成,更多的史家可以"坐"下来整理史料了。基督教史学兴起之后,史家不再随便游走,而是"坐"在教堂之中,身处修院高墙之内,以搜集文献为主,兼采个人见闻,编写历史。

世界史研究方法台议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设置颇具特色。在国外,世界史多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关注世界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即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是如何逐步被形塑的。我们的世界史学科也关注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性问题,但除此之外,世界史还是由诸多国别史和专门史组成的一级学科。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学科既包括国别史、区域史,又包括世界史或全球史,是国别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形成史的结合。

从比较的单元看西方大历史的演化

世界史的写作都需要进行比较,因此笔者试图从比较单元的视角考察西方世界史写作的演化轨迹。古典史学关注城邦或者共和国,聚焦于政体的构成;中古史学则关注人的救赎,内心的虔敬成为比较的重点;启蒙史学重新把视野投向族群,比较其宗教与制度;19世纪的民族国家史学则把国家置于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衡量国家是否民主和自由;20世纪以降,文明成为世界史的比较单元,而专业化的比较史学则尤其重视制度演化之异同。各种各样的大分流似乎风头正劲。

亲眼所见: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中古拉丁欧洲传记的转型

长期以来,学界比较研究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尤其是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背景之下讨论二者的联系。其实这两部作品在史源限定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尽管借鉴古代传记依类叙事结构的写作原则,艾因哈德引入亲身见闻作为史源限定原则,不仅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叙事权威和可信度,而且还将神似与形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艾因哈德复兴了拉丁文君王传记之后,继起的类似传记则转而采纳了编年体例,从而强化传记的叙事与形似色彩,而淡化其神似色彩。中古拉丁君王传记也就具备了独特的写作体裁。

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20世纪中叶以来,由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进行经典性表述、延续了200年的"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以古代晚期研究为主力的"罗马世界转型"范式悄然兴起。本文在梳理这一学术转型,重点介绍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同时,发现它们都起源于晚期罗马帝国,尤其是410年前后围绕西哥特人攻陷罗马而引发的大规模舆论冲突。由于各有庞大的史料作为支撑,昔日互不相容的两种交锋理论,在今天转化为观察晚期罗马史的两个互补竞争的模式。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作品《历史十书》长期以来被称之为《法兰克人史》。书名的变更带来了对作品及其作者的全新认识。格雷戈里并不是一位知道什么就说什么的"天真汉",而是具有高明的写作策略、注重创新写作体例的历史学家。通过调查《历史十书》成书后两百年手抄本的情况,比较它们对这部历史巨著的继承和修订,可以对格雷戈里所开创的中古早期历史传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书信四通译释

克洛维与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兴起,是影响欧洲历史的大事。历史学家往往依靠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于60多年之后提供的历史叙述,将这一历史事件置于克洛维皈依天主教的背景中加以理解。但是,四封兰斯主教雷米的书信,与其他原始资料,提供了一幅不尽相同的画面。而6世纪雷米主教身后令誉的演变,似乎也在暗示着历史学家必须慎重对待格雷戈里的论述。

认识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800年

随着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在意大利和拜占庭的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就开始出现关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论述。774年查理曼称意大利王之后,这一观念直接传入到查理曼的官廷之中。在意大利以外的西部帝国,历史作品普遍地忽略了这一历史现象,而是认为罗马帝国一直存在,以东部皇帝为嫡传。直到8世纪初,诺森伯利亚王国的修士比德率先引入了西部帝国灭亡的历史认识,并通过阿尔昆影响到查理曼。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观念与罗马帝国一直存在的观念,互相斗争,对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称帝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外圣内王与中古早期编年史的叙述复兴

与基督教早期编年史相比较,中古早期编年史有继承也有创新。在前者以计时为主的文体特性之外,拉丁语西部和东部希腊语地区的中古早期历史学家们都逐渐利用基督教编年史来记载帝王的功业。以《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为例。这部编年史通过采纳严格的基督纪年年代,并以复活节和圣诞节两大宗教节日作为每年叙事的起始文句,从而创造了一种神圣的文体形式。在此框架之内,作者通过记载加洛林君王所做的符合基督教政治道德理想的事件,刻画了理想化的加洛林基督教君王形象。因此,一种外圣内王式的基督教编年史于是形成。

释“异乡的旅人”——晚年克洛维对王国的处置

墨洛温王朝的奠基人克洛维无疑是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研究对象，但是，如何超越当年都尔的格雷戈里的叙述约束，对于研究者来说，自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也是学术界目前最为热门和前沿的研究难题。本文试图围绕克洛维的一段话．以克洛维晚年所面临的艰难时局为重点，结合文献学与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克洛维对于自己“王权”的想像和建设。

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先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发表之后，引来了众多的批评。通过调查《书目》的创作过程、版本流传情况，进行外部考证，通过分析“最低限度”的实质性含义进行内部考证，可以发现这些批评多半属于误读和误解。《书目》所贯穿的精神乃是以“历史线索”，取代小学，作为国学门径，旨在通过书籍阅读，来把握相关学术领域的历史演变线索。从这一角度而言，胡适先生的《书目》虽然收录书籍数量繁多，但是要求学生必须记诵的东西非常简要，颇适于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