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文化,多个世界?——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食与权:“大跃进”时期粮食流转体制的研究 以贵州省北洁地区为例

基于作者对贵州省北洁地区"大跃进"时期粮食管理体制和粮食生产、分配的考察,本文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粮食体制是一个"大权在中央,小权在省,地区以下照章办事"的制度,其核心内容是以高额购销基数为基础的五年粮食包干制度。这一时期的粮食高征购正是源于高额征购基数,高额基数的制定又源于对粮食总产的过高估计。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过度征购就不可避免。尽管在"大购"之后还有"大销",但"大销"不是"足销",因为在"粮食分级索取权格局"下,大量粮食外调造成地区粮食库存不足,饥荒由此而生。

贵州苗族蜡染生产性保护实践

“生产性保护”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其旨在借助市场的力量,激发非遗传承的内生动力。作为一种实用性极强的民间手工艺,贵州苗族蜡染和其他传统手工艺一样受到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经由市场化转型与“生产性保护”,贵州苗族蜡染不仅为提高传承人收入水平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为解决农村“留守”问题,提高妇女社会地位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功德”:不求回报的礼物?

自莫斯以来,学界关于礼物关系中送礼与回礼的对称性一直争执不下。本文以乌蒙山区回民生活中的功德为例,认为功德作为一种施济物,接受者确实无需回礼,捐赠者也没有回礼的期待。在此意义上,功德属于免费礼物。然而,这种非对称只是表面的。功德关注的不是布施者与受用者的关系,而是布施者与神(安拉)的关系,因而其对称性实际上是通过神的回赐完成的。因此,在探讨礼物的对称性问题时,主体和时空的扩展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何为“清真”?——猪肉禁忌与族群关系

饮食禁忌是穆斯林文化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清真"所引发的社会事件近年来在中国更是层出不穷。本文指出,"清真"与穆斯林信仰的存废直接相关,是伊斯兰信徒不可碰触的底线;但与此同时,伴随长时段的人口流动和文化汇通,中国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多种应对措施,在坚守饮食禁忌的同时,实现与外民族的正常交往。立足于此,本文作者强调,唯有认识到"清真"问题的复杂面向,才可能为中国穆斯林-非穆斯林族群关系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农村公共食堂与大饥荒

本文以"粮食"为核心,在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历史中探讨公共食堂制度与1959—1961年"大饥荒"的关系。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梳理,笔者发现"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发展历史与粮食流转体系紧密相连。历次口粮标准的下调都是因为粮食大购、外调后地区粮食库存不足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公共食堂初期的无定量、无制度诱发了饥荒,但从粮食的总体消费特征来看,并没有呈现"过度消费"。饥荒的延续是粮食高征购的产物,饥荒的结束源于粮食征购大量减少与自留地划分带来的农民余粮的增加,与农村公共食堂并没有本质关联。

浮肿病:大饥荒的医学化与社会控制

本文以大饥荒为例,认为"浮肿病"是对大饥荒的一种"医学化"处理,通过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大饥荒)转化为一个医学问题,它转移了矛盾的焦点与责任的主体。通过一套医学化的定义与治疗措施,它扮演了一种社会控制的角色。同另一种社会控制方式——"坏分子"一起,通过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控制与规训,两者有效地抑制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