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

沈从文先生的学者之路经历了曲折多姿的过程。他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体制化学术训练,却通过自我摸索探寻到研治国学的正途:受近代以来古史研究学术新风影响,他自少年起就领悟了地下出土实物与纸上传世文献对勘的读书法,并在长期阅读古籍的过程中,从经史子集扩大到工艺杂著,逐步完成文物研究的知识积累;通过文物的收藏和捐献,他进入了"好古—集古—考古"的传统学术轨辙,也参预到"从个人研究到集团合作"的现代学术序列;他因一贯钟情于"社会百工技艺",受此"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最终圈定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中心的治学范围;又由于追踪王国维、胡适等国学大师的考证方法,他精于"文史研究与实物相结合",不囿于"以书证书",而是拓殖于"以物证史"的学术新领域,具有学术创造的意义。沈从文先生从文人到学者的转身,使其接榫于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大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史料思维与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被广泛关注,在把对史料的重视当作一种必须坚持的研究方法之外,还有必要把它放到学科建设的位置。通过史料重建文学史,立足史料展示解释学功夫,使原创理论的出场建立在历史重建的基础上,应是规范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山大学地理学者的丹霞地貌研究

从上世纪20年代迄于现在,中山大学几代地理学者对中国"红层"地理现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而逐步构筑中国红层研究体系,由此提出的"丹霞地貌",被誉为地学方面的中国"国粹",并促成2010年"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从"丹霞地貌"的发现、命名和研究,到"中国丹霞"的申遗成功,凝聚了近百年中大地理学者的才学心力。其从学术研究带动地质景观美学价值的开发推广,到以争取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身份彰显其地理学意义,并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拓展,在学术研究及其推广应用的互动方面,提供了经典的例证。

梁宗岱和他的象征诗学

梁宗岱是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诗论家之一,他的两集《诗与真》等论诗著述,追踪象征本义,探索象征诗歌创作法则,曾被读者评为"黄金文字",对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扎根生长起到关键作用。他论诗讲究古今中西源流,又能破古今中西界限,有融会贯通的特色。作为以感性思维见长的诗论家,他又重视科学精神与美感直觉的联系,主张诗人打通科玄、心物两界,缜密观察世界,了解事物普遍法则和特殊表象之交集,以增强诗人智慧和诗歌表现力。梁宗岱把写诗论诗视为生命,又把人生当作艺术,超迈乘真,不耦于俗,追求生命的沉酣状态,其人本身就是"诗与真"的有力实践,是他象征主义生命诗学的最高建构。

回旋书写的沈从文“自传”

沈从文在自己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都写了自传,并且靠后书写的自传均涉及之前自传所描写的内容。1932年的《从文自传》搭建了类似于民俗学、人类学的视野,更多体现文坛立名时期沈从文的个性意识和炫奇心理,也显露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同时埋设了他对学术研究的兴趣。1949年的《关于西南瓷器及其他》是沈从文在天地玄黄之际,为改换事业方向进行的宣示,导致《从文自传》中隐伏的学术兴趣变成既往人生的明显部分。1950年代的《沈从文自传》及其他自传材料,表现出经历革命教育洗礼的沈从文为融入新社会所作的努力。他对之前的两个自传进行了刷新式的改写,欲图描画符合时代要求的自我。三个阶段的自传构成了一种回旋式书写,每一阶段的自我都不固化并可衍生新的意义,在自我重铸中勾勒不同的人生图景。置于纷繁变化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之中,沈从文因应时势对自我作出反复审视,顽强地再现了他的“人之历史”。

作为抗战文学的《湘西》

虽然在何谓、何为抗战文学上沈从文与左翼作家多有辩论,但他于1938年创作的系列散文《湘西》,却是不折不扣的抗战文学。在战事逐渐西移、湘西即将成为火热战区之际,如何认识湘西,使其担负即将到来的历史使命,成为摆在国人与湘西子民面前的迫切问题。由此,《湘西》叙述出一个物产丰富且与外界发生密切联系的枢纽区域,袪除它的蛮荒神秘原始性,还原其历史和文化上既是苗区又属于中国的真实处境,寄望其对抗战有所贡献。纪实和史笔是创作《湘西》的主要手段,但沈从文利用中国绘画的"画意"来调和作品的"文意",为其美学上的精妙追求"增色";尤其是为古代绘画涂抹现实人生的色彩,喻示湘西人民必须超越自然的生命形式,投入到历史的洪流之中。这也使《湘西》成为沈从文对自己之前湘西叙事进行"袪魅"的作品,体现其创作随时而变的发展轨迹。《湘西》在世情与诗情之间维持平衡,保持着五四新文学的姿态并延续它的香火。

情感·道德·国家——吴趼人《恨海》及其周边

晚清小说名家吴趼人创作的《恨海》等写情作品,从情感的角度重新叙述和宣扬中国的传统道德,使他的这类作品成为表彰民族固有特性、恢复"中国性"的"象征主义"作品。在创作中,他以身作则,不断通过议论为其他作家示范如何写情,努力修复被才子佳人及狭邪小说所破坏的传统道德世界的作法,表明他同样重视"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的象征性,从而构成文学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幕。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时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1915—1916《新青年》的文学氛围

1915-1916年《新青年》对中国文学变革的反复摸索实在值得大书一笔。在此阶段,《新青年》通过＂提出问题,有意引导＂的方式,办了3件大事：（1）以＂主义＂命名文学,探索文学的范式转型和功能创新;（2）通过发表译著,介绍西方近代文学,纯化文学启蒙意识;（3）借助＂通信＂栏目的反复讨论,推动文学的＂形式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开始就以发布新思想为宗旨的《新青年》终不以经营文学为本事,过分强调＂朴实无华＂的文学发挥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不重视＂精深伟大＂文学的创作,限制了《新青年》的文学视野。

晚清欧日人士的“中国讲述”与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

晚清民族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局。这种变化部分有赖于当时来华欧日人士"中国讲述"提供的"国民性批判"写作资源和"想象中国"的新方法。它们对中国民族性展开的广泛研究和批评,为晚清趋新之士提供了由域外眼光观察中国的独特取径,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提供了从思想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进路及中国文学需要变革的信息。不仅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型作家开始思考、实践中国文学的"突变",就连一般文士的文学撰述也增添了国民性内容,使中国文学开始从传统的"世情叙事"向近代的"民族叙事"转型,从一个侧面有力地引发了中国民族叙事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文士与思想型作家的区别在于,一般文士虽然重视民族叙事的内涵,但更看重叙事的传统形式和传播效果;思想型作家则有意于借鉴西方文学进行思想启蒙,其形态更趋于"西化"。二者一俗一雅,开启了中国民族叙事"通俗写作"与"精英写作"两种形态。

北大“故事”:不敢吹牛的回忆——黄修己《我的“三角地”》读后

著书立说，是学人的本职，而为儒林立传，却非学人余事。板凳一坐十年冷，孜孜石乞石乞于学术“七宝楼台”的搭建。自是献身名山事业的最佳写照，然而治学之余，忆及师友交往与学风变迁，一旦把它们化为文字，虽然属于“竹头木屑”，但由于浸润了作者的私人体验与为人、为学的私密感受，往往能有更加感人的地方。

“湘西王”陈渠珍的《艽野尘梦》

《艽野尘梦》是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1882—1952）的一部回忆录，1940—1942年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任所倡办的《康导月刊》连载。这本书叙述了他1909年从军川边，奉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差遣，随川军钟颖部进藏，参与平定西藏上层贵族武装叛乱；后因辛亥革命发生，清廷覆灭，随之部队哗变，为避免身陷凶险而组织“湘西籍及滇黔籍兵士”及自己夫妇共117人，千难万险取道东归的故事。取名“艽野”，乃《诗经·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之意；“尘梦”云云，乃言往事如梦，更因归程费时7月，仅余9人，后藏族妻子西原亦不幸于西安亡故，尤其不堪回首。

文人乎?学者乎?——沈从文的三次出国计划

晚清以降,中外交通日趋频密,华夏出洋人群逐渐增多以至演为潮流之势。之中有奉旨出使的官绅,有因政治问题避走他国的维新之士,也有以海外为基地谋求推翻朝廷的革命党人,迄于现代还有更多以求知而求生、问学进而治学的普通读书知识青年。后世史家在建构这段历史的时候,常笼而统之地采取宏大视角，注重申说这个群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民族大义。

新地体验与近代海外诗歌

近代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创作的海外诗歌,因其获取新的地学知识,经历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圈的文化,而在题材、意境、境界方面有新的创制,而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端和代表性成果。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地学知识、地域文化经验联系十分紧密,可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

玉史衍化与“美术考古”——论沈从文的中国古玉研究

沈从文于1949年8月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即开始自行研究中国古玉,同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讲授"中国玉工艺"。这批研究成果长期淹没不彰,直到2002年《沈从文全集》出版才得以问世。其中,沈从文利用前人文献和新出土实物,考述古玉的出处、出产及向中土的运输方式,也述及其映射的中西交通文化史问题,使这一问题显现为"一连串的历史事实"。他分疏玉史衍化的几个典型过程,辩证处理研究中的玩玉经验与历史知识,颇能翻出新意。他演述雕玉工艺,张扬商周雕玉艺术意境上的雄秀活泼与价值上的自由精神,在物质文化研究"史"的范围之外,又拓宽了"美"的新领域,其究心"美术考古",结合中国文化史谈中国美术史,丰富了文史研究的范围,形成了不仅考订历史,而且彰显艺术的治学特色。他承接民国以来出土实物与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又出于己意以"联系和发展上下前后四方求索方法",考订古玉多种疑难问题,使不少看似难解甚或不可解的现象豁然以明,堪称方法论的创新。其成果虽因历史原因失载于相关的学术史著述,但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

远游·自由·诗——论蓝冰诗歌的精神指向和审美追求

分析了蓝冰诗歌在精神指向上的自由意识,认为正是自由意识引导诗人去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关怀现实人生;其诗歌艺术也体现了现代与古典互相融合的努力。

从典型塑造看建国后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的检视，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求和审美理想的规约下，典型人物的塑造各有其特点，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文章认为，从历时性看，３０余年积累的经验，使对典型的塑造不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有所突破，走的是一条不断完善之路。典型塑造不断摆脱依附在身上的异己之物，走出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类型化的阴影，向独立和丰富回归。

歌谣·新月·现代派——沈从文新诗三部曲

沈从文是小说名家，散文圣手，因善写各体，又以文体体操家扬名于世。和多数“五四”前后登上文坛的作家一样，他也创作新诗，从1920年代进入文艺界到1940年代皈依学术，共发表新诗约六十首（组），而且不同阶段均自有面目，也与中国新诗的发展大势多有互动，其中诗笔、诗心与诗史的往复，是值得重作钩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