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的动因探究

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而营利性本质可能使公司只狭隘地关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承担慈善捐赠的外部理由。公司进行慈善捐赠,能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改善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而给公司带来长远利益,这是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内部理由。现代社会已基本上意识到,公司慈善捐赠,不仅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的利益,能直接或间接地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世界各国均承认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

实名制泛化的冷思考

实名制在公共领域受到管理部门的青睐,公共管理似乎呈现出一种对实名制的依赖和崇拜,实名制的泛化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实名制难以跨越已有的法律障碍,难免不去侵扰公民日益珍视的隐私和自由,难以承受执行成本之重,也难以突破本身的制度缺陷,因而实名制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公共管理实名制的泛化,暴露了管理机关态度的粗暴,体现了法治理念的滞后。自编自演的政策制定过程,不仅可能使政策偏离理性的要求,而且会侵蚀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公共性。

裁判思维下的公司机会原则——以《公司法》第149条为中心

公司机会原则的适用主体总体上可以准确地界定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不包括监事和独立董事。公司机会的认定取决于是否源于职务便利获取,而不应限定为是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获取。公司机会原则与竞业禁止存在竞合,但是两者又各有不同,不应将二者混淆。公司机会原则与保密义务存在牵连,需要分清。违反公司机会原则,公司享有归入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特定情形下,公司可以向机会提供的第三人索赔。

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的认定——从两起“小肥羊”案谈起

在对知名商品的认定上,首先,考察是否存在有关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被行为人假冒或仿冒的事实;其次,如果认定存在假冒或仿冒的事实,则可使用反推规则,推定行为人假冒或仿冒的商品是知名商品;最后,结合积极标准所提出的条件,考察这种商品在合理界定的相关市场上是否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是否为相关的购买人和竞争对手所知悉。

“流氓软件”的法律规制——基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视角

流氓软件日益猖獗,反流氓软件浪潮应运而生,但是效果不佳．反流氓软件行为之所以遭遇尴尬,主要是因为缺少直接对流氓软件规制的法律,流氓软件和反流氓软件都游离于法律的边缘．现行法律并不是对流氓软件毫无办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刑法都可以为反流氓软件提供法律依据．主要是当前的法官应该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应当果断地为反流氓软件提供司法保护．

论股东代表诉讼的和解——以对公司和其他股东之效力为中心

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但是美日等国均允许和解的进行。股东为代表诉讼上的和解,符合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置的初衷,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也并不违背原告股东以及公司的利益。和解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借助于法律来规制。和解的正当性规制主要借助于通知程序的履行和法院的审查。股东代表诉讼和解对我国立法和司法都带来巨大挑战,需要认真对待。

悲剧何以发生?——评李丽云及胎儿双亡事件

产妇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肖志军送到了医院后,肖志军拒绝同意手术治疗,医院坚持不签字就不手术,结果导致李丽云和胎儿死亡。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在医生面前逝去,无疑是一种悲剧。悲剧之所以发生有多种原因,包括肖志军因贫穷等带来的固执、医院对生命的漠视、制度的粗疏以及医患双方的不信任等。

论判决书的潜在功能——从刘涌案谈起

判决书在现代社会承载着重要的功能:确保判决的正当性与权威性,缓解社会矛盾;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素质,造就优秀法官;推动民众参与司法,促进司法民主化。要使判决书在我国发挥上述潜在功能,还需现实的努力。

资本分期缴纳下的股权计算——以实缴资本还是认缴资本为依据

现行公司法对股权大小如何确定只有零星的规定。在允许资本分期缴纳情形下,股权大小如何确定,究竟是以认缴资本为依据还是以实缴资本为依据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法律有规定的和股东有约定的,则按法律规定和股东约定处理。法律无规定和股东无约定的,则要从权利义务一致原则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论鉴定结论的审查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或技能,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和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①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不仅成为发现和揭露犯罪的重要手段,而且有助于政法机关正确认定案件性质、犯罪构成及责任区分等。相对于其他证据,鉴定结论的权威性被无限放大,鉴定结论已经被推向神坛,这有违法律之本意,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为了实现发挥鉴定结论的应有作用,必须将鉴定结论拉下神坛,进行审查,还鉴定结论于本原。

营业转让的法律效果——基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理论研究和法律规范

营业转让时,除非当事人合意概括移转,财产应进行个别移转行为。债务并不当然由受让人承继,应根据受让人是否续用商号而区别对待。营业转让的本意,要求转让人负有竞业禁止义务。营业转让当事人在营业转让合同中对劳动关系的承继可以依法进行自由约定。营业的债务人对受让人清偿是否具有效力应具体分析。

公司捐赠能力的法律分析——以日本八幡钢铁股份公司政治捐赠案为例

公司有无捐赠的权利能力,对我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公司的对外捐赠将会涉及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只有在对公司是否具有捐赠能力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出合理的规制措施。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现状,对公司政治捐赠应采取禁止态度。这是因为公司捐赠有弊端,且难以消除。

营业转让的初步考察——基于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理论研究和法律规范

营业转让行为是企业法上的特别契约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营业转让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而排除转让财产物件,只要不影响营业的有机一体性即可,但是转让必须包含事实关系。营业转让虽为契约行为,但是影响到股东利益,理应履行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程序,并赋予异议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营业转让时,财产应进行个别转移行为;债务并不当然由受让人承继;劳动关系是否承继由当事人约定应具体分析。

董事会秘书制度移植效用不佳成因之探讨

我国引进西方公司秘书制度,确立董事会秘书制度已经十年有余,但是制度移植的效用不佳,没有发挥预期作用而几乎成为一种摆设。效用不佳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各种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为:董事会秘书定位不准确;本身制度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以及我国观念对秘书的认识等原因。探讨移植效用不佳的成因有助于理清问题的根源,进而能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问题。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探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做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规范和运用,其制度价值不断彰显。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仍存在对提前介入不够重视、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以提前介入意见代替审查起诉意见等问题。对此,需要澄清认识误区,凝聚介入共识;规范提前介入组织形式、规范审查证据、提高反馈意见质量、健全反馈意见采纳机制,提升介入实效;构建专业队伍,强化专业训练,夯实介入基础。

从时间条件看具体案件中累犯之构成

王某因交通肇事罪和盗窃罪于1999年4月22日（1998年8月23日先行羁押）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和六年，合并执行九年。服刑期间二次被减刑共二十个月零十八天，2005年12月4日刑满释放。2009年11月9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逮捕。检察机关对王某提起公诉时，就其是否构成累犯问题产生不同意见。

大数据在公益检察中的应用探析

大数据在公益检查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检查机关的重视。分析了大数据在公益检察中应用的重要意义,指出了目前公益检察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分别从公益检察案件线索管理、案件全程管理以及对公益检察提供部门和人员支持等三个方面,对公益检察大数据的应用进行论述。

公司慈善捐赠的利益平衡

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公司长远利益分别为其提供了外部理由和内在动因。公司慈善捐赠的制度设计要体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主要内容为慈善捐赠的认定、捐赠决策权的归属、捐赠数额的确定以及股东权益的救济。我国现有规定的基本立足点是保证国家税收,而非利益的平衡。只有在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慈善捐赠才能健康发展。

公司慈善捐赠的法律规制

公司慈善捐赠只有在法律的合理规制下才能健康发展,公司慈善捐赠的具体制度设计要体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主要表现为慈善捐赠的认定、捐赠决策权的归属、捐赠数额的确定,以及股东权益的救济。法律规制的最终目的是既鼓励公司慈善捐赠,又能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在公司捐赠中实现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自助游法律责任的认定

问题的引入 2006年7月，南宁市13名驴友（参加自助游的朋友之间的昵称，旅友的谐音）相邀去郊县森林旅游，不料夜晚露宿时山洪暴发，骆某被洪水冲走身亡。骆某的父母将同行的12名驴友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5万余元。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于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在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在本次户外活动中，各被告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及主观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