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故宫博物院藏日本砚箱考辨

砚箱是日本的特色文房,清代大量进入宫廷,不少留存至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砚箱可以分为宽扁、窄长、长高、筝式、芭蕉扇式等5大类,较日本本土使用的传统砚箱样式更为繁多,说明其中有专门的外销品种。日本砚箱的发展历史、功能定位与中国砚盒不同,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因此,康雍乾三朝的造办处对部分砚箱进行了改造。与此同时,日本砚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文房的装配。日本砚箱作为清宫文房中的特殊品类,反映出清宫文房求新、求全、个性化、重欣赏等特点。

一项随机调查令人不安:睡眠不足侵蚀大学生健康

一位同学向校长反映睡眠不足的来信,引起清华大学有关方面的关注,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办的《清新时报》在学生中就此做了随机调查,结果让人忧虑:57%的学生于午夜12点后就寝,因睡眠不足导致的亚健康占相当比例。

永乐陶瓷与伊斯兰文化

永乐朝的白瓷和青花中有不少仿伊斯兰的器物,但中国工匠没有照搬西方范本,而是与本土传统相融合。本文依据模仿程度,将它们分为四类,并举例说明中国对伊斯兰艺术的借鉴和改造。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的一些纹样和造型也为伊斯兰艺术吸收、改造,最终以西方的形态回流中国。

从嫁妆说起——明代朝贡贸易中的文化交流

蒙元帝国的瓦解和明朝开启的朝贡贸易改变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明代工艺美术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强烈影响。本文以历史记载中的一些小事为线索,串联相关资料,分析现存工艺品,论述明代漆器、陶瓷、金银器、丝绸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流行及其对本朝时尚风潮的影响。

明代皇帝与藩王间的器物流转

明代工艺美术的生产、制作水平、风格演进和作品流传,深受宗藩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皇帝对宗藩的赏赐与收缴是执行制度的两种手段。赏赐行为推动了高度统一的官样艺术发展,而收缴藩府财物则促使工艺品在宫廷与藩府间流传。制度变更使器物的制作水平良莠不齐,风格也变得愈发多样。许多工艺美术现象的出现均与此有关,如明晚期墓葬中出土早期器物、高档材质和纹饰的器物做工不精、官样器物风格不同。本文通过实物与文献的对证,着重分析赏赐与收缴等政策是如何促使工艺风格发生变化,并试图根据制度变化解说某些明代工艺美术现象的出现与发展。

关于现代设计史的书写——设计史家大卫·瑞兹曼访谈

《装饰》：您的博士论文研究中世纪艺术，后来怎么会想到去写一部现代设计史呢？这个跨度这么大，您是怎么适应的？ 瑞兹曼：我在匹兹堡大学读本科时就已经爱上艺术史了，毕业论文关于中世纪艺术，指导老师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是一位非常著名且学识渊博的中世纪艺术史家。在硕士阶段的时候，他建议我毕业论文选中世纪西班牙艺术作为题目，那也是他的专长。毕业后，我在美国中西部哈特兰的一所大学开始教艺术专业的通识课。那里没有教中世纪艺术的机会，但是我也一直坚持中世纪艺术研究。

从装饰到装饰主题——试论明清包装类漆器功能多元化

明清时期,许多工艺美术门类出现了欣赏性、审美性逐步增强,而实用性有所减弱的现象。其中漆器由“用”到“赏”的转变格外明显(1)。如果仔细梳理这类作品的实例,如奁盒、囊匣等盛装类容器,便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与包装有关。清代更是出现了引人瞩目的以包袱皮为纹样的装饰。包装之物以美为饰,似是理所当然,然而当包装也成为装饰的主题,即以包装本身为饰时,其背后的动因便颇值得探讨。

郭梁乐:华裔荷兰设计大师

一、介绍 近年来,我很乐于和学习荷兰设计的中国学生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总有两件事引人注意[2]：首先,一般来说,中国学生对荷兰设计知之甚详,这实在令人吃惊。事实上,中国学生对荷兰设计的了解程度普遍比荷兰学生对中国设计的了解程度高。其次,尽管他们所知甚广,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荷兰设计史上最重要的设计师之一是位华裔。在下文中,我会尽力为华裔荷兰设计大师郭梁乐（中文名为音译,1927-1975）描绘一幅肖像,以填补这一空缺。

当技术无所不能以后……

安东尼·邓恩(Anthony Dunne)现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交互设计系主任,Dunne&Raby工作室创办人之一。1994-1997年,邓恩在皇家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赫兹神话:电子产品、审美体验与批判式设计》(HertzianTales:Electronic Products,Aesthetic Experience,and Critical Design)就是由其博士论文演变而来。期间,他发现建筑系学生除了日常教学以外还参与大型公共建筑及私人住宅的建造、产品设计等活动,在学术、职业两方面都有积极表现。相比之下,设计系学生则较保守,只在商业产品设计方面有所涉猎。于是,邓恩试想让设计师如建筑师一般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工作室并重,概念性与实用性项目交叉进行。另一方面,他为电子科技的潜力折服,认为设计如要充分利用这种技术必须进一步发展。最终,邓恩心中的"英雄"丹尼尔·韦伊(Daniel Weil)给了他一个机会,邀请他以研究员的身份在工业设计系工作,将这两种想法付诸实践。在与邓恩的联系过程中,邓恩表示,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设计师的,但其他感兴趣的人都不妨一阅。设计无国界,对中国的年轻设计师而言,这本书对他们的期望仍是发掘设计潜力,以科技挑战日常生活的局限,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生活可能。

世界博览会与设计史：产品、进步和政治(上)

德雷塞尔大学的大卫·瑞兹曼教授对于中国设计领域尤其是学界的读者应该并不陌生。他的《现代设计史(第2版)》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的设计教育当中设计史课程的重要教材。《装饰》2013年第4期翻译刊登了荷兰学者德鲁克为该书专门写的文章《设计师在设计史上的荣耀回归:大卫·瑞兹曼的〈现代设计史(第2版)〉》。2014年5月27日,瑞兹曼教授在清华大学关于世博会做过一次精彩演讲。我刊有幸得到原稿,值2015年米兰世博会举办之际,将其完整翻译并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在9月、10月刊上连续登载。

回到希腊：古希腊与现代设计

本期专题名曰"回到希腊",实际已经暗示了一种现代的视角。而在一位设计师,尤其是一位希腊设计师的眼中,希腊艺术、建筑与设计的价值和意义是怎样的?为此,我们特别约请到了希腊著名设计师、雅典2004奥运会设计创意总监西奥多拉·玛莎里斯(Theodora Mantzaris)的稿件。玛莎里斯女士的文章全面地分析了古代希腊的雕塑、绘画、建筑、图形等艺术形式的特征,并阐释了她对希腊艺术精神在当代设计中的继承和发展的认识。因原文较长,篇幅所限,本刊编辑对部分章节进行了删减,稿件原文与翻译原文近期将在本刊官方网站上全文刊载。

世界博览会与设计史:产品、进步和政治(下)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的大卫·瑞兹曼教授于2014年5月27日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一次关于世博会的精彩演讲,《装饰》将其整理成文,已在2015年9月登载了上半部分。金秋10月,2015年米兰世博会进入尾声,我们继续发布论文的下半部分,以飨读者。在瑞兹曼教授访问清华大学期间,《装饰》杂志还就设计史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专访,访谈收获也会在此与大家分享。

设计与存在选择

设计，在本文中指的是专业意义上的设计。因此，设计可以被理解为是属于人、人为、关于人及为了人的，并且主要是有目的的行为，从本质上具有道德、伦理的属性。基于这一定义，设计或与一种哲学学说存在一致性。这种学说宣扬个体的、具体的、主观的、独一的存在比集体的、客观的存在更重要。这就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存在的哲学学说——存在主义。

阿尔瓦罗·西扎与卡洛斯·卡斯塔涅拉访谈

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位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主要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的系统收藏、展示与研究为特色。该馆拥有亚洲最丰富的欧美现代设计收藏,并由199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阿尔瓦罗·西扎(álvaro Siza)主持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西扎先生是葡萄牙的国宝级设计师,建筑界的领军人物,他与王澍教授是忘年交,也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客座教授。西扎先生十分欣赏中国美术学院学生们的灵气和创意,同时他得知中国美术学院收藏了这批藏品,十分认可美院人的学术追求,这也促成了西扎先生为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进行建筑设计。设计的过程中,西扎先生的右臂受伤,他用左臂坚持工作,设计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建筑风格。经过博物馆方面的努力协调,本刊以书面访谈的形式采访了西扎先生及其合伙人卡洛斯·卡斯塔涅拉(Carlos Castanheira)先生,以下为访谈内容。在此特别感谢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王洋女士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