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中国医疗政策改革为例

基于医改方案对公众的健康权和平等权的影响,公众享有参与医改政策形成的程序性权利。在我国医改政策形成过程中,普通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但作为利害关系人,已有部分患者组织在政策倡导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普通公众,主要的制度化参与形式包括征求意见、座谈会和民意调查,主要的非制度化参与形式是就医改相关问题发表网络言论。公众参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行政机关的利益偏向,整合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建构共识,以形成最佳的政策方案。在未来医改政策完善的过程中,应使医改政策为公众所理解,并选择适当的程序装置,建立制度化的参与途径,提高参与的组织化程度。

中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及其改革

目前我国药品监管收费的水平较低,未能为药品监管活动提供成本补偿,未能通过监管收费改进监管效率。对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分别适合通过价格、税收和收费机制来提供,行政监管很大程度上是准公共物品。监管收费的设计应秉承公平、效率和合法的原则。从药品监管活动的性质、药品监管机构的地位、受益者受益、改进药品审批绩效及实现药品监管目标的角度,在我国引入药品监管收费制度具有可行性。为此应依法设定药品监管收费,确定药品监管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完善药品监管收费的形成和调整程序,明确监管收费用途,修订法律规则,推进我国药品监管收费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监管的法治维度缺失之憾

加大管办分离的进程,从制度上保障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监管措施的有效性。新医改三年,我们看到政府在如何监管公立医院、如何管理公立医院、如何平等对待各类医疗机构方面,都缺少法律层面的规范和体系化的思考。在未来,希冀政府逐步建构政府部门依法监管、举办和管理公立医院的法律框架,使得公立医院的活动置于法治框架之下。改革医疗自我监管体系200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

何为遵循先例原则

对于遵循先例原则的抨击是绝对主义复兴的一部分,这种偏见源于19世纪美国接受的反对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说教。有些人认为,法院应当继续以行政而非司法的方式运作。正确的理解是,遵循先例原则是普通法审判技术的特征,在这种技术中,存在具有拘束力的判例和有说服力的判例之分。导致对遵循先例原则的不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技术适用标准和在适用标准中起决定作用的法律的理念要素。惟有通过发现和确立标准、法律推理的有权威性的起点,才能根据经验和跳出经验来处理新情况。法律改革者应当攻击的不是遵循先例原则,而是需要纠正的司法习惯。如果立法机关没有尽职,还应考虑如何使立法主体承担相应责任。

中国化妆品监管治理体系的制度改革

本文探索了中国化妆品监管治理体系的系统建构,指出应明确监管目标,强化监管协作,提高监管专业化程度,夯实监管机构,以强化化妆品行政监管能力。通过引入专家治理,倡导行业协会的自我监管,强化企业责任,建构中国化妆品监管的合作治理网络。应明确"化妆品"的概念,健全与完善化妆品监管立法,建构化妆品监管法律体系。改革化妆品监管方式,整合与削减化妆品行政许可,建构由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团体标准组成的新型标准体系,完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信用体系,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完善化妆品安全风险监管体系。本文还讨论了中国风险监管面临的普遍困境,提出了引入制度建构型行政法学的可能性。

药物研究开发法律责任的健全与完善

规范药物研究开发，为其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是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确保药品安全有效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药物研究开发实践中，还存在着对受试者权利的保护不力，伦理委员会的作用有待完善，药物临床试验和注册申请中虚假资料时有出现等不规范现象，在现有的药品法律法规中，尽管已对药物研究开发法律责任有某些零散、不完整的规定，

通过契约实现行政任务:美国环境自愿协议制度研究

环境自愿协议本质上是契约治理的一种形态。它强调规制机构、企业、行业协会、环保团体、第三方认证机构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互动与参与,强调促进信任与合作,通过设定明确、灵活、可监控的目标,通过明确缔约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为其履约提供激励,对其违约科以惩戒,通过信息披露、引入第三方认证,来提高参与者的遵从程度,保障实效性,以实现行政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