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用:生成变量与现实选择

影响政府信用生成的变量有:忠诚信念;规则的信度;实现效度;透明程度;救济程度。提升我国政府信用的现实选择是:强化忠诚信念,培育公共精神;提升规则设定能力,体现行政价值;提高政府执行能力,全面实现公平正义;扩大透明度,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救济力度,规范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与赔偿机制。

公务员重大过错行政侵权赔偿责任探析

在行政侵权赔偿上,我国主要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公务员基本上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对受害人不利,对国家利益和相对人利益的维护不利,也不符合法律的一般原理。公务员对重大过错行政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具有必要性:可以防止以权谋私,滥用职权;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避免和减轻国家和纳税人不必要的负担。

公务员退休金制度改革:理由与方略

公务员退休金制度的核心是退休金的筹集与发放制度,我国迫切需要进行此项制度的改革,理由是:平衡国家与公务员的合理负担的迫切需要;公平公务员之间利益分配的必然要求;实现公务人员与非公务人员合理流动的现实选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与公务员个人共同负担制度,逐步建立多元的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尽快与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实现公务员退休金管理与服务社会化。具体步骤是:积极稳妥,分类分步实施,并赋予公务员一定的选择权。

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实践中的难题及其破解

近年来,各地自发性地进行了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一直存在着的、困扰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实践的难题,即全国"统一"难题和职务、级别二元结构难题以及工资水平确定难题。其破解思路分别是:在公务员的工资结构上,适度加大基本工资的比重,降低津贴、补贴和奖金的比重,制定基本工资全国统一发放制度;建立职务与级别分立的两种体系,借鉴宽带薪酬的做法对我国公务员的薪酬进行改革,分类定薪,注重绩效;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薪酬调查机构。

依法行政的理念变革及其当代特征

依法行政中“法”的理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革之中 :从单纯议会所立之法到包含议会所立之法与行政所立之法 ;从形式的法到实质的法 ;从单一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法理念的变化带来了一系列行政理念的变化并继而影响到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方式与制度的变化。适应行政民主的需要 ,当代依法行政已逐渐朝服务行政和参与行政的方向发展 ,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农民对法律关系的认知问题研究——以苏北农村为研究个案

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农民对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理解更宽泛;没有法律关系结构的概念及区别;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不仅限于权利义务;对法律关系解决的模式选择更加灵活多样。

行政诉讼中排斥调解理由质疑

我国行政诉讼排斥调解制度似乎已成定论。支撑排斥说的理由主要有 :行政诉讼的被告行政机关行使的是法定职权不具有实体处分性 ,因而不具有调解的可能性 ;行政诉讼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因而无调解的必要性 ;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重要理由。深入的理论分析证明 。

依法行政的理论支点及其价值

依法行政作为各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行政原则,其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支点。天赋人权说、政治原罪说和分权制衡说三大学说共同支撑起了依法行政的理论大厦。天赋人权说解决了权利从哪里来、公共权力从哪里来、公共权力产生的目的、权力的行使应向谁负责、权力的行使应受谁监督等问题。政治原罪说论证了政治存在的必要性、政治具有恶的本性以及对这种恶加以限制的必要与可能性。分权制衡说创造性提出了权力必须分立、权力分立后应交给不同的主体行使、权力分立的核心是制衡。

服务型行政法:逻辑与构建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提出了全新的政府管理理念。行政法必须进行相应的适应性变革。管理论模式、控权论模式及平衡论模式从理念到制度设计都无法适应服务型建设的要求,只有服务型行政法才能担负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导向与工具服务的作用。必须从服务规范化、民主化、多元化三个方面对行政法进行重新构建。

民主政治的伦理学解读

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民主政治的价值进行三维透析,可以理解和说明民主政治的终极目的是对人的人文关怀;民主政治的程序内在地包含着人的伦理价值诉求;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内在的道德自觉与外在的制度建设的和谐推进过程。

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案件质量评查,又被称为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或案件质量内部监督,是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在实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中的创新与突破,是审判监督改革的产物。案件质量评查是我国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新现象,良好的制度设计与良性的制度运行,必然会给我国司法现代化进程增加有益的驱动力。

司法执行模式:从强力到兼容的变革

强力型司法执行面临着现实困境。兼容型司法执行应时而生。实践证明兼容型司法执行比强力型司法执行效果理想。为构建中国兼容型司法执行模式,应调动本土资源,发挥自动执行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硬化"强制执行技术,促进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发现。改进执行结案方式,鼓励执行和解,强化对执行标的额到位率的考核要求。

试论抵押货款的风险管理

抵押贷款作为信贷风险防范最有效的补偿策略和转嫁措施,其积极作用已得到银行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效用。但在实施工作,已办理抵押的信贷资产依然流失严重,抵押物得不到清偿或不足以清偿银行债务的风险普遍存在。究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蒂主要表现为银行的业务部门工作严谨性差、规范性不强,对相关法律缺乏系统而周密地思考,不善于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资产安全。因此,抵押贷款的风险管理应该从抵押贷款合同签订开始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的全面的风险管理。

行政监督中“弱监”现象的原因与对策探析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 ,行政权力的弱化与相应领域制约的短缺 ,使有效的监督遇到挑战 ,出现严重的弱监现象。其主要表现在行政系统内监督的弱化 ,立法、司法、社会舆论监督的弱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既有体制方面的因素 ,也有文化的原因。要惩治腐败 ,加强行政监督 ,从根本上要靠制度创新。只有经济、政治、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创新 ,才是行政监督体制逐渐完善的不竭动力。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析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发展参与式民主与完善我国民主制度结构

发展参与式民主对完善我国民主制度结构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完善我国民主制度结构的必然选择。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和理念,已上升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追求,能够为我国宏观民主制度提供价值担当和逻辑补充,也能够充当我国中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突破口。参与式民主提供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以运行的逻辑前提,为我国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拓展提供了价值支撑点。

中国调解与审判关系新论——从历史的视角

调解与审判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优点。但正是因为调审合一有着明显弊端,我国古代司法向近代变迁时呈现出调解游离于审判之外的态势,这是利于依法治国及彻底解决纠纷的因素,值得我们在当代司法中借鉴。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生成要素探析

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威,权威的生成离不开信念支撑、规则尊崇、裁判者信奉、仪式膜拜、成本考量和强制程度,它们在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形成和延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塑造或破坏一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必须从这些要素论起,尤其是要根据不同要素在权威生成中的不同作用采取不同措施。

我国服务型政府是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

从公共产品结构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者和直接责任主体;政府是公平目标价值的守望者。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现实选择是:做好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公平价值的实现;选择和灵活运用好公共产品供给工具。

公共产品:边界迷局及其破解

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使公共产品的理论走向科学化,但过分的概念科学化使其陷入自己设定的边界迷局而不能自拔。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布坎南、巴泽尔及蒂布特的公共产品理论及对公共产品进行边界划分的依据依然存在缺陷,无法真正走出公共产品的边界迷局。只有从公民生存发展的需求程度、市场的满足程度和资源的支持程度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来寻找公共产品边界划分的依据,才能真正解决公共产品的边界迷局。影响公共产品边界生成的变量主要有:与人民生命、财产的相关程度及危险危害程度;市场供给的难度和成本;资源稀缺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