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守到进取: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转换

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安全战略范式大幅转换的现象。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学术界大致形成了“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权力精英主导”说四种解释,但它们的解释力都相对有限。本文认为导致这种转换发生的三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通过验证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案例,可以发现,“中原王朝”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和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其推动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会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若“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中原王朝”会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论中国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外交:进展、形态与挑战

中国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外交形成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仅是中国外交中的一个新现象和新事物,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新形态和新范式。从实质上讲,这是一种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为紧密、全面与深入的双边合作关系。其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生成过程大致要经历四个步骤。中国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外交离不开先进外交理念的指引和正确外交原则的规范,这个理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纲的当代中国外交理念体系,这个原则包括和平、平等、自主、包容、协商与共赢。中国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外交仍然在伙伴关系外交的范畴内,是在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特定时代背景中,对原有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补充和提升。从长远来看,它还面临着概念模糊、发展泛化、伙伴国内政外交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这四个方面的潜在挑战,对此,中国应未雨绸缪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是指一些知识和观念通过扩散与积淀等机制作用于认识主体,使认识主体的内心产生与其相似或相符合的思维方式、认识内容和心理预期与偏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界出现了一些思维定势,包括"韬晦"论、"不结盟"论、"不当头"论、"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论、"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论、"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这些思维定势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实质与趋势。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有了反思和讨论这些思维定势向何处去的必要。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界如何解读"二十八字方针"与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精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解读"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之间的关系,将决定这些思维定势的生命力有多长。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中的作战海区问题研究

作战海区问题不仅是海军战略中的基本问题,也是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之后,中国海军战略的演变大致经历了沿岸-近岸防御、近海防御、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三个阶段,如果单从字面理解,中国海军战略演变三阶段中最明显的特征和标志正是作战海区的不断扩大。以60多年来中国海军战略演变史为研究背景,本文把中国当前的作战海区划分为近海、中海、远海与远洋四个部分,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战略价值,然后基于它们不同的空间范围和战略价值,本文认为,推动中国扩展作战海区的动因主要有三个层面因素,即军事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因素,但在这个过程中却面临着海洋战略地理形势、陆上安全环境和美国地缘战略及其亚洲同盟体系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扩展作战海区应继续以地区性防御为本,在这个过程中审慎、渐进地走向远海远洋。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再辨析

阿富汗是我国重要的西部邻国。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是国内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主要观点有:防范"三股势力"、毒品贸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我国安全、防范域外大国通过在阿驻军威胁我国安全、借助阿富汗的地缘优势培育和拓展市场、通过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彰显地区大国的责任担当。文章认为,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协调巴阿两国开展磋商对话,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内局势趋稳,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避免南亚地区出现大规模动荡,进而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展开,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在阿富汗的一项新的重要利益。笔者认为,为实现此项利益,我国应以外交协调为主,以经济、安全合作为辅,积极主动地斡旋巴阿问题关系向好及解决阿富汗重建和平的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的全球治理和国家发展方案,它有两个主要对外目标,同时也面临着三大问题。为了促进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并克服其三大问题,借鉴国际关系对冲理论,本文认为中国还应打造一个具有稳定性与平衡性的周边三环外交体系。所谓的"环"即是战略关系圈,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第一环在大国层面,第二环在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第三环在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层面。这三环根据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对冲原理相互连接、相互影响而构成一个战略关系网,这个战略关系网就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它是"一带一路"建设必要的补充与保障。

陆海统筹、边疆枢纽与当代西藏地缘战略价值论析

中国的西部边疆与北方边疆一同构成了能够影响全国安全形势的战略上游地带,西藏由于地形地势、相对位置和宗教文化等因素而在西部边疆中地位特殊,可谓是中国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而在新形势下,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全面展开,人们对西藏和西部边疆的地缘战略价值的认识也应有所调整,即从着眼于国内调整为兼顾外部的南亚-印度洋,发挥连接内外经济合作的枢纽作用;从专注于内陆调整为关注海洋,发挥国家陆海统筹的前沿平台作用。基于西藏自身的战略地理形势和特点以及南亚-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除了应继续巩固西藏作为国家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与国家安全的屏障这两大地缘安全价值外,还应提升和发挥西藏的这三项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中国面向南亚主体开放的主要通道和枢纽、"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战略侧翼、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与当代新疆地缘战略价值论析

新疆作为全国地缘战略形势中的上游地带,对于古代和近代的东方中央政权而言,在不同时期发挥着战略侧翼、屏障、后方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通道这四种价值。但它们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新疆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权的治疆政策和对外战略以及它周边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立足于当代,综合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这两个维度来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的战略地理形势可以划分为相互包含和交叉的六个部分。通过对这六个部分的分析,再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新机遇和新定位,本文认为新疆的地缘战略价值发生了新变,为实现新疆、全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安定与发展,新疆应积极完善并发挥它新的四大地缘战略价值。

日本海:中国对日地缘战略新转向

中日矛盾的双重性、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性以及日本的大陆战略传统,使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对立和竞争具有长期性,而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又使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对立和竞争表现出严峻性。为此,中国应提高对日斗争1的战略性、全局性和主动性,落实在地缘战略上,即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也是日本海相关国家以及日本海在未来地区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当前对日斗争中,中国应以东北地区为前沿,将对日斗争的主要区域从东海转向日本海,同时巩固自身在日本海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存在。本文认为,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向在近期着眼于中日关系,长期则放眼于地区和世界政治的大趋势。

“后发制人”与“突然反击”——论中国在1960年代的边境战争模式

本文的立论基础是60年代中国特殊的安全形势和对外战略以及196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大体上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比较分析了1960年代中国与两个周边大国(印度和苏联)发生的两场边境战争,通过分析比较它们的个性与共性,本文发现中国在这两场边境战争上的战争模式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它可以概括为战略态势上的"后发制人"和作战方式上的"突然反击",它有着以下五个特性:1.有限性、2.政治性、3.被迫性、4.充分性、5.迅猛性。在对其进行分析和归纳之后,本文运用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从国际体系、交战国家及其领导人这三个层面对这一战争模式的出现和实现原因进行了探究。最后,本文评估了该战争模式的军事政治效果和它对国际体系以及交战国家的影响。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发掘中国在不同时期运用战争来应对不同的边境领土冲突时的共性因素,或能够为研判今后中国在面对边境领土冲突时的政策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边缘地带强国与体系性大战

不同于以往现实主义理论主要从权力消长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体系性大战,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阐释体系性大战。自欧洲"七年战争"以来,在多极体系中,体系性大战必然发生在海权强国+陆权强国与边缘地带强国之间,体系中的其他次级强国则分别加入到这两个阵营中,影响着大战的进程与结果;但是边缘地带强国并不必然会与海权强国+陆权强国发生体系性大战。本文将其作为两个世界政治现象提出来,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总结边缘地带强国的兴衰历程,以期为当代中国这个新兴的边缘地带强国提供可资借鉴的启示。

阿富汗变局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阿富汗局势不仅关乎“一带一路”建设的行稳致远,更是从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两个方面关乎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稳定。阿富汗局势对中国内部安全的影响重要于它对中国外部安全的影响,对中国西部边疆传统安全的影响重要于它对中国西部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影响。2021年夏季以来,阿富汗变局使这些基本影响在形式、方向和程度上有所变化,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新影响。有待观察的积极影响包括:阿塔上台或有利于改善南亚内部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这有利于减轻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压力;为阿富汗走向稳定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可能,这或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范围的扩展。潜在的消极影响为:美国撤军与阿塔上台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印度、美国和一些恐怖主义势力有可能会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来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或将形成印主美辅和印度站在前台、美国居于幕后这样一种局面。在阿富汗发生新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应以外交协调为主、经济合作为辅,引导阿富汗局势良性发展,帮助阿富汗人民渡过难关,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要从内部治理着手,筑牢中国新疆的内部安全防线,防范阿富汗变局的消极影响外溢到中国新疆。

大变局下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意图、手段与特点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力度。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主要意图有四,即干扰中国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遏制中国的发展、分化上海合作组织、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主要手段有政治、外交、经济、舆论和准军事手段这五类。这五类手段又有三个作用对象,即中国、境外“疆独”势力和国际社会。美国已经从以“软干涉”为主转向“软干涉”与“硬干涉”并用。美国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干涉呈现八个新的特点,即战略化、实操化、精准化、“法制化”、联动化、联盟化、国际化和全政府化。美国的干涉既可能对中国新疆地区和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给中国新疆地区和中国整体的安全稳定造成一定的威胁,还有可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地缘政治挑战。对此,中国应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

反思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思维定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对外战略思想、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全面提升了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和制度性权利,有力推动了国际格局朝着和平、稳定、公正和更加有利于世界发展繁荣的方向演进。中国外交亦因此变得更加主动、进取和成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

亚洲陆权博弈视角下中国北方地缘战略价值论析

古代东亚大陆往往会形成农耕民族(中原王朝)与游牧渔猎民族(北方陆权力量)相并立的二元格局,在两者对抗与博弈的数千年历史中,中国北方地区为保持"中华文明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北方地区仍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根据"国家有机体"理论的基本内核,借鉴亚洲陆权博弈的历史经验,结合新形势和新条件来研究中国北方地缘形势,可以将它划分为五个相互交叉和包含的部分——核心地带、上游地带、四个走廊地带、七大要区和两大枢区。这五个部分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战略价值,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东北要区和新疆要区在安全和发展上与中国的外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存在着重大关联,它们的战略意义更为突出。

利德尔·哈特“间接路线”战略析论

“间接路线”战略不仅是利德尔·哈特军事思想的鲜明标志,更是其精髓与集大成之作。哈特在“一战”中的惨痛经历和英译本《孙子兵法》对“间接路线”战略的产生影响重大,它有这四大特点:同时强调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意义、推崇机动性与突然性的结合、战略与大战略并重、具体方法与普遍理念共存。然而与我国的军事战略思想相比,“间接路线”战略也存在着两大缺陷,即对歼灭战和游击战的认识过于主观与片面。

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逐渐接纳与单一寓意时期、广泛使用与两种寓意并存时期、反复调试与拒斥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地缘政治"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语和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自2015年以后,"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开始被强烈拒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歧义过多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次是因为"地缘政治"不符合外交话语上升为外交话语权的条件;再次是由于近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行为感到疑惧,在外交话语中拒斥"地缘政治"能够增信释疑;最后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效用被各种新因素、新条件所削弱,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还能否适应当代与未来存在着较大的疑问。但是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在当代并未失效,只是其维度变得更广、内涵更加复杂,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对大国的决策层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对此,中国在外交话语体系中拒斥"地缘政治"而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的同时,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问题的特别关切,另一方面,应坚持和完善本国即将形成的海权强国的地缘政治身份,积极引领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

经典地缘政治的嬗变与巨型边缘地带强国的机遇

英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缘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英俄亚洲博弈,但它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因此尽管该理论有着一定的解释力和政策参考价值,但它却并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出近代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历史事实。实际上,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国际政治格局并非总是海陆两极式的经典地缘政治格局,它有时还是多极或三极式的。所谓三极,即是指海上霸权国、枢纽地带强国和边缘地带强国三强并立的格局。近现代史上的欧洲传统边缘地带强国从未能成功地崛起为全球性强国,而经典地缘政治格局也往往形成于海陆强国联盟对边缘地带强国高强度的反制斗争中。导致欧洲传统边缘地带强国崛起失败的原因既在于边缘地带强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政策选择,又在于海上霸权国、枢纽地带强国以及其它次级强国的内外形势和对外政策,而前者是主要原因。联系理论、历史经验与当前的形势,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后经典地缘政治时代下的七大有利条件为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型边缘地带强国的继续崛起提供了相对良好的机遇。

“亚欧枢纽”还是“帝国坟墓”?——“大中亚”地带地缘政治机理析论

"大中亚"地带在不同条件下会发挥"亚欧枢纽"、"权力黑洞"、"帝国极限"和"帝国坟墓"四种作用。"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如何发挥其作用是由国际形势、技术条件、相关国家的国力大小和战略实施方式四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目前国际形势、技术条件和中国的国力允许中国在该地带实施积极性战略,而能否发挥它的枢纽性作用则还取决于战略实施方式,中国的西向战略应以和平、合作、开放、共赢为原则,它包括两个方面——新疆城镇群崛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