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探析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中日贸易问题上继续沿用前届美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以顺利实施美国亚洲冷战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对中日贸易采取一种模糊性态度,没有坚决执行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然而,在1957年春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重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严重阻碍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使亟待振兴经济的日本付出较大代价。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日贸易(1950—1952年)

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执行严格的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日本政府开始追随美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经济战,中日贸易几乎全面中断。即使在美国对日占领结束后,由于吉田茂政府推行一边倒的亲美政策,日本对华贸易依然处于美国的控制下。尽管日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和中国一道为了打破经济封锁而不懈地努力,但是美国对华经济战以及吉田政府的密切配合仍严重制约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美国和一味执行亲美政策的日本都因此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猪瘟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CHO-133D)免疫攻毒后带毒、排毒评价研究

猪瘟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CHO-133D)为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CHO)表达的E2蛋白加佐剂乳化制成。为评价其免疫攻毒保护效果,同时重点监测攻毒后的带毒、排毒及水平传播情况,将制备的1批猪瘟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CHO-133D)两次免疫接种4~6周龄仔猪,二免后第21天连同对照猪进行猪瘟石门系强毒攻击,另设同居组;各组实验猪于攻毒后第0、2、4、6、8、10、12、14、16天,采集口、鼻、肛拭子及全血进行RT-qPCR检测猪瘟病毒核酸,并于攻毒后第16天剖检所有试验猪,采集各组织器官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及组织病毒载量检测。攻毒观察结果表明,免疫组5/5保护,对照组5/5发病并死亡。RT-qPCR结果表明,对照组猪攻毒后口、鼻、肛拭子,及全血均持续检测到明显排毒,各脏器均检出猪瘟病毒;免疫组攻毒后口、鼻、肛拭子均未检测到猪瘟病毒,且攻毒12 d之后全血中猪瘟病毒核酸全部转为阴性,免疫组部分猪扁桃体和淋巴结中检出较低的病毒核酸拷贝数;同居组猪,口、鼻、肛拭子及全血、各组织器官中均未检测到猪瘟病毒。免疫组化结果表明,对照组猪各脏器均为阳性,免疫组和同居组猪各脏器均为阴性。猪瘟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CHO-133D)对猪只提供良好的免疫保护,猪瘟石门系强毒攻击后免疫猪健活不排毒,有效阻断病毒的水平传播,可作为今后临床中猪瘟疫病传播防控的参考疫苗。

免疫塞内卡病毒灭活疫苗后豚鼠、家兔与猪的血清中和抗体相关性研究

为研究免疫塞内卡病毒(SVA)灭活疫苗后豚鼠、家兔与猪血清中和抗体的相关性,分别用0.25、0.5、1.0、2.0 mL的SVA灭活疫苗接种豚鼠和家兔,同时以2.0 mL的SVA灭活疫苗接种猪,分别于免疫前以及免疫后第7天、第14天、第21天、第28天采血液,测定各动物血清中SVA中和抗体,利用Microsoft Excel软件对所得结果进行整理并分析豚鼠与猪血清SVA中和抗体、家兔与猪血清SVA中和抗体之间的线性关系,进一步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19软件对线性关系的显著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豚鼠和家兔均可产生SVA中和抗体,且免疫剂量越大,免疫动物产生的SVA中和抗体滴度越高。猪免疫后产生了SVA中和抗体,监测期内随着时间的延长,SVA中和抗体水平逐渐升高。当家兔和豚鼠免疫剂量为1.0 mL时,二者产生的SVA中和抗体与猪SVA中和抗体呈正相关,相关性分别为0.990和0.998,相关性极显著。研究表明,采用1.0 mL的剂量免疫豚鼠或家兔,能间接反应SVA灭活疫苗在猪体的SVA中和抗体水平。

外科重症病人实施肠内营养的难点及对策

几乎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认识到早期肠内营养支持对于外科病人的益处,但是对于外科重症病人,早期实施肠内营养并达到临床满意的支持效果仍然要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将重症预警和治疗的位点提前,能够减少外科重症病人因疾病或手术导致的消化道原发性结构与功能的损伤;其次,优化包括肠内营养在内的重症治疗方案,能够避免出现医源性消化道灌注不足或缺血;再次,在启动肠内营养治疗前,应该对病人的营养状态、营养需求、营养代谢等方面进行充分的个体化评估,在实施肠内营养后,应该对消化道结构和功能、营养耐受性、营养治疗效果等进行充分评估。外科重症病人更容易出现急性胃肠道损伤与喂养不耐受,胃肠道超声的可视化评估结合其他临床评估,可以在临床更好地反馈重症病人的系统性治疗和肠内营养治疗,更有助于改善肠内营养治疗的效率。外科重症病人的营养治疗应该作为重症整体治疗的一部分,其评估和治疗的节奏和理念应该整合到重症的全流程管理中,从而发挥更好的营养治疗效果,改善外科重症病人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