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和企业异地并购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信息和企业异地并购数据,探究银行跨区域经营对于实体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异地分支机构的设立对两地间并购规模和企业并购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主并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或当目标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对于并购绩效的改善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金融资本流动影响实体资本流动提供了微观研究基础,并且为我国完善金融体系、推动企业并购促进地区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持。

政府腐败和国际企业融资模式

这篇论文同时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说明了政府腐败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形成公司融资模式的重要性。文章表明 ,在政府腐败的情况下 ,公司管理层能够强有力地侵占外部投资者的权利 ,因为管理层可以威胁撤销和政府搞好关系的特定技巧 ,而这种技巧对于公司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腐败的政府治理下 。

经济学中的公平及其现实意义

经济学中的公平及其现实意义杜巨澜（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一公平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属价值判断的范畴，长期以来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立场的不同而众说纷坛。综观近现代经济学对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所作的探索，我认为大致可以将公平观划分为四种类型，名之曰：弱...

短缺成因新探──兼与樊纲、胡汝银先生商榷

短缺成因新探──兼与樊纲、胡汝银先生商榷杜巨澜（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在经济学中，短缺指商品和劳务供不应求而形成的缺口。在西方市场经济中，短缺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概念，一般只是在短期内，在局部市场中才会出现短缺；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短缺则具有特殊的意义...

推行有规则的积极货币政策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金融界许多人士特别强调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唯一最终目标。这种倾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国自70年代末以来坚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以经济增长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采取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积极性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我国经济和金融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未能解决,因而这种主动干预和推动经济成长的政策也确实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膨胀——紧缩——再膨胀——再紧缩”的循环怪圈。基于这些现象,许多同志转而否定积极性货币政策,要求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实行管住通货、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我们不妨称之为求稳的货币政策。这个转变反映出我们许多同志拘泥于单一目标论,没有认识到,在我国。

公司控制权价值:来自中国企业控制权交易案例的证据

公司控制权溢价是否存在及其数量大小在文献中一直被广泛讨论,但很少有处理中国公司状况的文献。本文利用了1994—2004年的95起公司控股权转让数据分析了中国公司控制权的价值。我们发现中国存在着一个正的公司控制权溢价,在平均水平上,控制权股份的交易价格要比非控制权股份交易的价格高14%。回归分析显示,公司控制权价值变化与公司最大股东的控制力成正比;在治理相对糟糕的地方,拥有控制权股份的要价也相对更高。

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动机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动机及其与社会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但这种经济动机在垄断程度较高的企业不存在;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效率改善与企业软预算约束呈负相关,且在垄断型、管理层持股较多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中影响更大;与中央企业相反,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动机与社会动机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联动关系,且仅在垄断程度较高和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中显著。

理性预期与“政策无效说”的关系辨析

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假设与“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说”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作者总结了新古典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对两者关系所作的探索，表明政策无效说只是一个特例；从理论上说，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仍可能积极主动地影响产出和就业。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商业循环学派对货币政策积极作用的贬抑直接源于其形而上学认识论。我们应充分认识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利用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ST公司与中国资本市场的行政性治理

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跳跃式发展,中国的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依然很薄弱。这时,政府的行政性治理就在资本市场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配额制的补充,ST制度通过引入退市威胁来解决公司上市后的道德风险问题。鉴于配额制的声誉和激励效应,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本地企业绩效从而维持本地区股票发行配额的考虑,总是会有动机出手营救或重组其所在地的上市公司。在本文中,我们考察了1998—2003年间的中国ST公司,发现地方政府总是会千方百计地通过补贴或重组来改善ST公司的业绩,这也显示了ST制度作为行政性治理机制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董事会里谁才敢于提出反对的意见?

之前的研究认为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只起了"花瓶"的作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公司业绩的关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我们把独立董事发表的负面意见的数量作为其有效监督的代理变量。我们认为董事会结构和独立董事的个人特征都会影响其监督的有效性。运用配对样本的研究方法,我们发现拥有政治资本的独立董事(例如曾经的政府官员)、共产党员,以及在其他公司担任高管的独立董事更有可能发表负面意见。我们发现,在股权制衡度更好的上市公司以及所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更好的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更有可能发表负面的意见。

金融抑制下的金融发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分析

在中国国家主导的金融体制下,在股票市场上市成为国有企业筹集外界资金的途径。很多企业,包括非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在通过银行和股票市场集资时面临严重的限制。这种高度歧视的金融压制的政策助长了以融资为动机的收购合并。原因是那些没有上市的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利用收购上市公司的大宗股份作为走向股票市场的途径。它们在上市后倾向于立刻配股发行和向银行借贷。但是,收购后的筹集资金运作似乎未能改善公司的营运绩效。被国有企业收购而在收购后配股发行的公司的利润更显示出倒退迹象。这表示渴望得到资金的收购者未能有效地运用所得到的资金。

开放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宏观金融效应初探

开放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宏观金融效应初探杜巨澜引进外资银行，并逐步向其开放人民币业务，这是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国际化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既是我国利用外资加快建设的宏观要求，又是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遵循金融服务业国民待遇原则的应尽义务，它又必将...

政府为什么要放弃公司控制权?中国大宗股权转让中的不情愿和不情愿的私有化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通过将上市公司的大宗股权转让(block share transfer)给国有的或私有的商业实体,政府放弃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通过考察政府在将公司控制权转让给国有企业或私有实体时所考虑的排序名单,我们发现了某些政府不愿意私有化的迹象,即财政实力较弱的政府将绩效较差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让给私有实体。在将大宗股权转让给私有实体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对本地收购者也表现出较强的偏好。此外,以收购私人企业为目标的公司(privately-acquired target firms),其收购后的绩效状况通常不如国有收购公司(state-aequired firms)。我们的分析表明,收购前较差的公司绩效、收购后更为严重的隧道行为(tunneling behavior)和更低的投资效率也许能够说明以收购私人企业为目标的公司绩效不佳的原因。我们的研究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各种不同的制度约束下的转型中的和发展中的国家而言,私有化在短期内可能并不会提高效率。

试析“新读书无用论”

新读书无用论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涌现出来的,它的消亡也有赖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必然决定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低层次性。一方面,传统产业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许多新设备、新工艺都还未引入,资源配置和利用还没有摆脱盲目性和浪费现象,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法陈旧,人员素质偏低;另一方面,市场发育不良,以价格上的双轨制为代表的新旧体制交替时的种种矛盾形成了被扭曲的流通领域,它往往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不学无术却可以凭空皮包成富翁。这一落后。

经济风险因素视角下的地方保护主义王义

风险分担：定义、渠道及中国经验 对于任何理性的决策主体而言，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通常呈现出厌恶不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因此，一个地区宏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居民效用增长，不仅来自于消费总量的增长，而且可以来自于消费风险的降低。同样，当我们评价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时，不仅要考虑增长的持续性，也要考虑增长的稳定性。因此，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或者风险，是经济体内决策主体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ODI)输出国。东道国(或地区)的不同制度维度是如何影响中国ODI的区位选择的?本文以中国2002-2011年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842笔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这六类制度性因素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还讨论了税收(避税)因素和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以及它们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与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同的是:中国的ODI不太关心对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制度(话语权与问责制)和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同时,中国的ODI存在明显的避税和获取资源的动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避税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ODI的决定因素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规律。

金融发展、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促使经济学家们反思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过去几年主流经济学中开始涌现出一些富有洞见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本文通过一条逻辑主线对基于这些文献的进展进行了系统评述。资产泡沫产生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它既影响实体经济的效率和增长,也影响实体经济的波动。其中,金融发展程度(金融市场的完全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到资产泡沫的产生;而资产泡沫既可以缓解经济中的扭曲,也可以加剧经济中的扭曲,使得经济增长偏离黄金律。制度质量则会强化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与制度质量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到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向和结构,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本文中所综述的理论洞见对于中国这类金融市场欠发达、正面临金融自由化与结构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法律制度、外资流的结构与金融危机

本文分析了不健全的法律制度通过引起外资流中的杠杆比率升高,从而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所产生的影响。文中也指出由于债务主权的透明度以及债务拖欠的可证实性,使得外债债主能强有力地防止当地政府侵占。在新兴的资金吸收国中,由于其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外资的流入倾向以外债为主,尤其是短期外债,而不是股票投资或直接投资。这样将导致更频繁的、破坏程度更深的金融危机。本文系统分析了法律体系,外资流对外债的偏斜,以及金融危机频繁性和严重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识别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活动——来自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证据

在金融欠发达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很多非金融企业在从事实质性的金融中介活动（如将从银行获得的借款再放贷给其他企业）。这些金融中介活动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构成了影子银行活动的一部分。现有文献尚未对金融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活动进行充分的研究。本文基于融资优序理论，通过考察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研究这个问题：利用标准普尔的CompustatGlobal企业数据库，以美国同时期2618家上市企业作为控制组，考察2000～2012年中国2304家上市企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通过3种识别策略识别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活动。同时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更加深入地参与影子银行活动；而成长型公司参与影子银行活动的程度较低。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学术界和政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际运作，并更好地对其进行监管。

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债务市场的违约是近年来各类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近来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体制的复杂性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的不透明性,直接估算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比较困难。本文则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交易城投债的金融市场的角度,将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分解成流动性风险价差部分和违约风险价差部分,利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外生的冲击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来进一步识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并没有在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中得到反映,而中国的整体违约风险则在其中得到了有效的定价;整体违约风险价差在2012年后大幅飙升。这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普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本文的发现为中国未来全面开展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参考;本文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中央—地方关系复杂、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