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治边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以《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政局危机重重,为固防边疆,国民政府采取怀柔示远的“治边”策略,向蒙藏民众进行宣化,以期达到边疆社会拥立中央的目的。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委任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为西陲宣化使,并于1935年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随即刊发《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作为公署的宣传刊物,月刊将宣传中央政令、宣慰边疆民众、团结民族关系、宣传抗战统一思想设为核心内容,从塑造民族身份、塑造共同政治立场的角度,深化和巩固边疆民众的“中华民族”身份,建构和加强边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战思想。西陲宣化开拓了民国“治边”中对边疆民众塑造民族意识的思路和途径。这些举措客观上有效地沟通了中央与蒙藏民众的关系,促进了蒙藏社会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

明代在河湟洮岷边地设置"西番诸卫",形成军卫统辖体制。各卫土汉混编、军政兼辖,与地方社会结成密切关系。而伴随卫所建置形成的移民、屯垦及王朝正统文化的推进,促进了河湟洮岷边地社会的变迁。

论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关系

从历史时期以来 ,河湟地区各民族间就结成了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多元多边的互动关系 ,这种文化互动与河湟地区共同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族际间文化互动还促成了大量的文化变异和文化同化现象。文章特别从语言。

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

由于治藏的政治需要和皇帝个人的宗教崇信,明代京师留住有大批藏传佛教僧人。这些僧入不但由朝廷供养,而且受到种种优待。在明中期皇帝政务荒怠和朝纲不举的政治背景下,满足皇帝个人宗教生活的需求成为留京藏僧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显著特征,由此造成其“欺罔惑世”和“縻财蠹政”的不良形象。但客观而论,留京藏僧在明朝廷治藏的政治和政策层面仍发挥有积极作用。

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

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杜常顺清代青海的蒙旗是雍正初年清政府平定罗布藏丹津叛乱后建立起来的，计有２９个札萨克旗和１个刺嘛旗，“或远或近，环海之四面联络住牧”。①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

明代宦官与藏传佛教

明代自成祖开始崇好藏传佛教,宦官也因之深受影响。不仅其佛教信仰中有藏传佛教的因素,而且与藏僧间也多有交往与过从。宦官的汲引也往往成为藏僧得与皇室亲近的重要途径。

明代藏僧驻京的三大寺院考述——兼论教派色彩与法脉传承

明代北京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和大隆善寺是藏僧最为集中的三大寺院,此三寺的藏僧与宫廷关系最为亲近和密切,在驻京藏僧中最引人瞩目。大慈恩寺主要为格鲁派僧人驻锡之处,宣德时封为"大慈法王"的释迦也失及其弟子门人是其中的代表;大能仁寺藏僧主要来源于具有萨迦派色彩的临洮宝塔寺,明代宝塔寺开山端竹领占之徒裔在该寺最为显贵;大隆善寺藏僧中最为显赫者系景泰中受封为"大智法王"的班丹札释及其徒裔,班丹札释来自于岷州大崇教寺,大致属于噶举派。

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

研究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本文特指今甘青宁三省区之范围）经济史,少数民族经济是重要内容。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既可就每一民族分别进行,也可将其纳入到区域经济史的框架内进行,即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状况。本文试立足于后一方面,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一综合性的考察和阐述。 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 黄河上游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农牧两大区交错过渡地带,将这一地区作为一个经济区来考察,其最明显的经济特征是农牧并举,明清时期亦不例外。如果作经济类型上的划分,至少可以有游牧经济。农耕经济和半农半牧经济三大类型,其中半农半牧型经济突出地体现了该区域在经济上的过渡性。多种经济类型并存,反映着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谓多种经济类型并存。

明代临洮宝塔寺及其法王史实考述——明代《宝塔寺报恩传流碑》笺释

明代临洮宝塔寺是在元代萨迦派废刹基础上重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开山端竹领占早年入驻南京鸡鸣寺,从洪武到宣德数朝,为明朝边事边政效力甚多。生前受封大国师,死后又被追封为西天佛子、大敏法王。而其弟子门人则以北京大能仁寺为驻锡之所,与宫廷关系十分密切,颇得宠信,仅封为法王者就有4人之多,在驻京藏僧中地位十分显贵。以往研究中对明代临洮宝塔寺及其僧团甚少关注,许多史实也湮没无闻,本文依据明代《宝塔寺报恩传流碑》,并结合其它史料对该寺特别是端竹领占及其法嗣相关史实作为一考述。

明代宦官中的非汉族成分

明代宫廷中有为数众多的宦官来自于少数民族和外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明代与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的密切交往。宦官政治的背景下,这部分宦官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颇引人瞩目。

略论明朝对西藏的施政

明朝对西藏的统治是对元朝在西藏近百年统治的历史继承。但由于明朝本身的政治条件以及民族关系方面的背景与元代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对元朝政治遗产加以继承的基础上,在统治西藏的政策和方式上作了许多新的调整。本文着重对明初在西藏政治统治权的确立、明朝对西藏的行政与宗教管理以及西藏地方的朝贡制度诸问题,作一浅略的叙述和分析,从而说明明朝对西藏实施了有效的统治。

民族贸易与西北地区城镇的发展

历史上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兴盛对相关区域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各民族参与的丝路贸易就直接推动了河西地区城镇的发展,此后河西城镇的繁荣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丝路贸易的盛衰。作为民族贸易重要形式的边地边口贸易也在相关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动作用。而近代以来西北游牧区依托寺院而兴起的城镇,则直接得益于民族民间商贸的扩展。

明太祖与江南佛教上层的关系

元末明初,江南地区为汉地佛教中心,法门兴盛,人才济济。名僧大德普遍淹通佛儒,与士大夫阶层有着广泛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出于稳固明王朝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明太祖重视对江南佛教上层的结纳与笼络,名僧大德普受征召,并择拔"通儒僧"出仕,径为所用。然而,在明太祖竭力强化专制统治的背景下,江南佛教上层累受各种"党狱"之祸的株连,政治压抑和迫害的阴霾常常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经历了洪武一朝,江南佛教人才迅速凋零,僧团萎靡,江南佛教上层作为一股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由此而消散。

略论藏传佛教前期教团的家庭化特征与家族性政教合一体制

纵观藏传佛教史，其教团组织形式在前后期有着明显的不同。前期，大多数教团带有浓厚的家庭化特征，即教团是以其一家族为核心，依其血缘世系来传承维系；后期，各教团则普遍以转世活佛为中心，依其独特的法缘关系来传承维系。前期教团的家族化特征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藏族社会中世家大族分散主导政治生活的背景下。教团与世家大族相互结纳的产物。其结果是教团丧失了组织上的独立性而成为世家大族的附庸，并由此而伴生出藏族社会中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家族性政教合一体制。教团的家族化以及家族性政教合一体制的出现，对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受到家族狭隘血缘关系和利益范围的局限，不但制约了藏传佛教本身的发展，而且对藏区原已形成的社会政治分散多元的格局起了强化作用，加深了在这种格局下各地方、各部落间封闭隔绝的程度。

和硕特蒙古与明末清初甘青地区格鲁派寺院势力的扩张

17世纪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并以此作为根据地,通过武力征服,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硕特蒙古尊奉藏传佛教,支持格鲁派,其对青藏地区的统治,不仅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也促成格鲁派寺院势力在甘青地区的急剧扩张,既大大改变了明末清初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局面,也深刻影响了甘青地方社会。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