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在数量的背后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在1989-1991年共产主义政权倒台之后的十年期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出现了显著增长。然而,近期以来,这个趋势已经放缓了。根据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survey),在过去七年(2006-2012)中,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挫折,而不是民主的进展。

认真对待解释:政治科学的视角

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政治科学内部,“解释”(explanation)这一概念已经吸引了相当多的注意力。然而,学者们并不总是熟悉“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意味着什么,更不必说这种解释需要哪些条件来形成合理的因果论证了。本文介绍了克雷格·帕森斯(Craig Par-sons)关于解释的类型学,随后分析了这种类型学对于政治行为与过程的因果分析的价值。尽管这种类型学存在一些局限,但是它对政治科学中的四种解释类型(制度解释、观念解释、结构解释和心理解释)进行了清晰的图绘,同时有助于学者们在需要时对它们进行更为严密的结合。帕森斯的类型学之所以有可能推动政治科学家在“解释”方面迈向“下一个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缩小规模:次国家的比较方法

对次国家单位的分析在比较政治学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近来许多关于各种主题的研究——诸如伦理冲突、经济政策改革和民主化——都依赖于对不同的次国家政治单位之间的比较,但是对这些单位进行比较分析而产生的方法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文探究了这一问题,即次国家的比较如何能够拓展和加强这些可供社会科学研究者利用的方法论内容。首先,因为对次国家单位的关注,对于增加观察数量以及进行可控性比较而言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所以这种关注也有助于缓解小样本(small-N)研究设计中的那些典型的局限。其次,对次国家单位的关注,增强了比较研究者将各种案例准确编码(code)并由此作出有效的因果推论的能力。最后,次国家的比较可以更好地使研究者把握政治与经济转型的主要进程在空间上的不均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