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下平台劳动力精细化保护研究——基于外卖行业的考察

企业社会责任介入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的平台劳动力保护。通过对外卖劳动关系司法案件的统计分析发现,基于劳动法律关系下的劳动力保护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传统劳动法律责任无法适应数字生产力的要求。推动大型数据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帮扶,是应对平台劳动风险的有力保障。企业社会责任介入劳动力保护的原因在于外卖劳动者与传统劳动者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传统劳动关系不适用数字化生产力下的新型生产关系。结合《民法典》和劳动法律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构成道德约束和监督体系,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法治化,实现与劳动法、民法的协同效果。为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劳动法和民法体系下的有效介入,应当对不同状态下的外卖员进行精细化分类,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外卖员与平台企业的利益相关性差异,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边界。

智能化演变背景下短视频平台的谣言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正日益重构着大众舆论空间的底层生产和传播逻辑。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日益广泛的应用,网络谣言无论是在传播路径或是内容生成方面都呈现出智能化的趋势。短视频平台兼具市场经营主体和监督主体的双重法律形象,若未尽注意义务应当负担相应的间接侵权责任。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智能化网络谣言的挑战,短视频平台应当由被动通知-删除转变为主动审查过滤模式,在履行注意义务的基础上承担一定的合理提示和标识义务。由于平台谣言治理的准执法权具有私法属性,因此仍需与作为公权力介入的行政干预和刑法惩戒互相配合,构建协同辟谣体系。这是防范网络空间治理风险的必要举措,也是警惕通过嵌入大数据进行非主流意识形态输出的应有之义。

“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选择研究——以财政分权为视角

"营改增"后作为地方财政主要税种的营业税将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这一改革为我国地方财政体系改革提供了有利契机,单纯的以补偿营业税取消产生的财政缺口为目的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拮据的窘境,只有改变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集权财政体系,逐步推动财政分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关系,使得事权和财权逐步相互匹配。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地方财政体系建设才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全面推进"营改增"的背景下,地方财政需要通过中央政府依法重新划分税种来保持其收入稳定,从而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系。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根据地方政府的受益性和掌握信息的有效性来判断地方财政体系主体税种,从而得出以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为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的结论。

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市场支配力研究

外卖平台“二选一”行为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其所产生的垄断效应直接损害了商家的多栖性,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使消费者被大数据杀熟,也使外卖骑手陷入事实层面上的“二选一”,在上游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与下游平台内经营者市场截然不同的寡头垄断。对此,外卖平台可能基于自我保护原则、统一性原则、排除搭便车原则为其行为寻找合理性,但这三种抗辩事由均不具有适用可能性。外卖平台在实施“二选一”过程中,对商家形成了佣金价格及获取消费者流量的控制力,对消费者形成了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对外卖骑手形成了劳动力雇佣价格及劳动时间的控制力。综合交叉网络外部性等因素,“二选一”行为对三方所产生的危害并不相同,对此应完善监管机构行为性救济模式,要求平台解除“二选一”独家协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限制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范围,对平台配送系统进行优化,允许骑手保留数据权属。

外卖行业劳动力保护的企业社会责任

劳动关系界定是以劳动者提供劳动单一生产要素为基础,但数字经济中劳动者实际供给劳动和数据两种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中,由于劳动者提供的生产要素复杂,不适宜建立传统的劳动关系,使得劳动者无法取得数据要素供给的合理回报,不利于数字经济模式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

保障民生和经济发展目标下的外国减免税制度

减免税的制度目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主要可分为民生目标和经济目标。民生目标包括提高劳动保障、促进就业、残疾人保护等，经济目标则主要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鼓励科技创新。

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中的合成数据应用

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需要更为“智慧”的人工智能,但越“智慧”的人工智能其需要的数据数量和质量越高。已有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研究以保证数据真实性或防范“数据孤岛”为主,缺乏对数据和人工智能安全性方面的深入探讨。合成数据通过严格中性、严格脱敏性和满足最低数据规模三个方面实现更为安全的税收征管人工智能,并能够将人工智能与真实数据分离,更好地重构税收征管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为了防范风险,税收征管人工智能作为国家基础性公共高风险人工智能,必须采用更高质量的数据以防范数据投毒、算法歧视等问题。人工智能在公共领域的实际应用必然涉及安全问题,所以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看,基于合成数据的税收征管人工智能能够有效降低经济风险,同时实现数据和网络风险可控,有利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