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larite^(TM)芯片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法快速检测血清中他克莫司的药物浓度

目的 采用Klarite^(TM)芯片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建立一种快速测定血清中他克莫司浓度的方法。方法 采用Klarite^(TM)芯片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测定他克莫司胶囊粉末的拉曼光谱和特征峰,并对各峰进行振动模式归属分析。通过滴涂沉积拉曼光谱(Drop coating deposition Raman, DCDR)技术测定芯片表面他克莫司水溶液及PBS缓冲液溶液中他克莫司的检出限,明确第五代Klarite^(TM)芯片对测定他克莫司浓度的效能。结果 拉曼光谱显示他克莫司在354~396、474、851~917和1 088 cm^(-1)处产生尖峰,在1 265~1 475 cm^(-1)处出现明显的宽峰。他克莫司在蒸馏水和PBS溶液中的检测限分别为0.14μg/mL和2.5μg/mL,定量限分别为0.47μg/mL和8.3μg/mL。他克莫司在蒸馏水中定量检测的回归方程为:Y=52.86X+596.5,他克莫司的浓度在0.1~50.0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0.890 5;他克莫司在PBS溶液定量检测的回归方程为Y=19.54X+537.8,他克莫司的浓度在5.0~50.0μg/mL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0.217 6。在按比例稀释(1∶4, v/v)的人血清溶液中,可检测到他克莫司的拉曼光谱特征峰主要分布在352、488、855、1 135、1 213和1 456 cm^(-1)处,峰值强度均明显减弱,且发生不同程度的频率偏移。结论 本检测方法灵敏度高,操作简单、快速便捷,适用于他克莫司血药浓度的临床监测。

PDGFRα在人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目的:探讨人肝细胞肝癌组织中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α(PDGFRα)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57例石蜡切片标本中癌组织及癌旁正常肝组织PDGFRα的表达,另外14例新鲜标本则由Western blot法检测。进一步分析其表达与肝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预后及肿瘤微血管密度间的关系。结果:57例肝癌组织中22例PDGFRα高表达(38.6%),而57例癌旁正常组织中仅4例高表达(7%)。PDGFRα表达与肝硬化、瘤体大小、数量、分化程度及甲胎蛋白水平无显著相关性(P>0.05),但其表达与血管侵犯却显著相关(P=0.010)。Spearman相关分析还显示,PDGFRα的高表达与血管侵犯之间正相关(r=0.212,P<0.001)。22例PDGFRα高表达患者肝癌组织中微血管密度(MVD)较低表达者显著升高[(43.3±4.4)/0.74mm2vs.(29.2±1.9)/0.74mm2,P=0.024]。PDGFRα高表达患者总体生存率(OS)和无瘤生存率(DFS)较低表达患者显著降低(对数秩检验,P=0.005和P=0.025)。结论:肝细胞癌中PDGFRα过表达导致预后变差可能是通过促进肝癌血管生成与侵犯实现的。

101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特征回顾性分析

目的探讨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BC)患者的临床特征,为其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05年10月至2016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01例PBC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7例,女94例;年龄17~80岁,中位年龄59岁。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总结患者的年龄、性别、症状、体征等一般资料,分析入院后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自身抗体等诊断指标,以及治疗方式的选择。结果 PBC患者中女性占93.1%(94/101)。乏力、黄疸、呕血和黑便、皮肤瘙痒发生率分别占52.5%(53/101)、33.7%(34/101)、14.9%(15/101)、12.9%(13/101)。脾大、腹腔积液、肝病面容、蜘蛛痣体征分别占73.3%(74/101)、48.5%(49/101)、33.7%(34/101)、5.9%(6/101)。患者常出现三系细胞减少,血清ALT、AST、ALP、GGT、TB、DB异常和凝血功能障碍,其中DB异常发生率97.0%(98/101)。抗线粒体抗体(AMA)、抗核抗体(ANA)阳性率分别高达81.2%(82/101)、79.2%(80/101)。熊去氧胆酸等药物治疗占69.3%(70/101),肝移植占16.8%(17/101),其余对症治疗措施占13.9%(14/101)。结论掌握PBC的临床特征,有助于其早期诊断及治疗。

巨大细菌性肝脓肿经皮穿刺引流和切开引流的疗效比较

目的 比较经皮穿刺引流和脓肿切开引流两种引流方式治疗巨大细菌性肝脓肿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研究2000 年1 月至2014 年12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31 例单发性巨大细菌性肝脓肿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0 例,女11 例;年龄13～78 岁,中位年龄56 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根据外科治疗方式不同分为经皮穿刺引流组（穿刺组,14 例）和脓肿切开引流组（切开组,17 例）,分别行经皮穿刺引流术和脓肿切开引流术.患者入院后均依据药敏实验结果选用敏感抗生素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疗效和术后并发症等情况.两组资料的比较采用Wilcoxon 秩和检验、χ^2 检验或Fisher 确切概率法.结果 两组患者均全部治愈后出院.穿刺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36%（5/14）,明显低于切开组的94%（16/17）（ χ^2=13.55,P〈0.05）.穿刺组的二次治疗率为21%（3/14）,明显高于切开组的0（0/17）（ P〈0.05）.穿刺组患者的住院天数为12（4～36）d,明显少于切开组的29（14～61）d（Z=25.53,P〈0.05）.结论 对于巨大细菌性肝脓肿行经皮穿刺引流术治疗可能获得与手术切开引流相同的疗效,且其创伤更小,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患者住院时间更短.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胃排空延迟发生危险因素分析及治疗

目的 探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术后胃排空延迟（DGE）发生的危险因素和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 年1 月至2013 年5 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PD 术的395 例中术后发生DGE 的45 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1 例,女24 例;平均年龄（58±2）岁.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所有患者术后常规监护并预防性使用抗生素24～48 h,患者夹闭胃管和通气后可进食少量流质,如无腹胀、腹痛等不适逐渐过渡至软食或正常饮食.观察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PD 术后DGE 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395 例接受PD 术患者中,45 例术后发生DGE,发生率11.4%.胆漏、胰瘘、腹腔脓肿是PD 术后DGE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OR=9.9,2.5,4.2;P〈0.05）.采用促胃肠动力药（红霉素、甲氧氯普胺、多潘立酮）治疗有效率为53%（24/45）.剩余21 例药物治疗无效患者中14 例接受针灸治疗,治疗有效率86%（12/14）.结论 胆漏、胰瘘、腹腔脓肿是PD 术后DGE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DGE 是一种多病因疾病,综合应用促胃肠动力药、针灸等治疗可改善部分患者症状.

分隔状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比较分隔状肝脓肿与无分隔肝脓肿临床特征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1年3月陕西省人民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肝脓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335例肝脓肿患者,其中男性203例,女性132例,年龄(56±14)岁。依据CT和超声结果,将所有患者分为两组:分隔状组(n=68)和非分隔状组(n=267)。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比临床特征的差异。结果分隔状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计数9.17(5.97,12.33)×10^(9)/L和总胆红素17.65(11.92,27.84)μmol/L均高于非分隔状组肝脓肿患者的中性粒细胞计数7.81(5.42,10.81)×10^(9)/L和总胆红素12.90(9.00,19.68)μ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隔状组和非分隔状组肝脓肿患者脓肿最大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2)。脓液培养结果显示,分隔状组肝脓肿患者中肺炎克雷伯杆菌阳性者比例高于非分隔状组[41.18%(28/68)比25.84%(69/267),P=0.013]。分隔状组肝脓肿患者氟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比例高于非分隔状组[20.59%(14/68)比10.11%(27/2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54,P=0.019)。结论与无分隔单房状肝脓肿相比,分隔状肝脓肿患者的脓肿最大径一般较大,脓液培养肺炎克雷伯杆菌阳性率及氟喹诺酮类抗生素使用比例也较高。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早期肠内营养与肠外营养的比较

目的探讨标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不同的营养方式对于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对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9年1月至2013年1月接受标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340例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对照研究。按照术后营养方式的不同分为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联合肠外营养组和单纯肠外营养组，对两组患者术前一般特征、病理结果、手术情况以及术后并发症等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两组患者的术前基础状态、切除组织病理类型以及术中相关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全肠道外营养组相比，联合营养组胃排空延迟（DGE）发生率增加（15．9％比6．7％，P〈0．05），肺炎发生率增加（10．3％比3．6％，P〈0．05），鼻胃管放置时间[（5．6±0．2）d比（3．9±0．1）d，P〈0．05）]延长，住院费用亦增加[（65 397．0±861．2）元比（50 663．9±239．2）元，P〈0．05]。结论标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早期肠内营养联合肠外营养可能导致DGE、肺炎的发生率及住院费用增加，并延长鼻胃管放置时间。因此，早期肠内营养的应用需严格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