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与宋朝地方社会

长者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年长、有德、有识者的称谓。至宋朝,长者代替秦汉的父老成了民间权威的代表。与秦汉父老不同,宋代长者的年龄要求降低,人们更关注其对地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宋朝地方社会的真正权威是长者。综合而言,宋朝长者在地方救济、公益事业、地方教化、乡村裁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取得了对地方社会的支配权。

丰都鬼神文化研究述评

鬼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丰都被称为"鬼城",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界从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角度对丰都鬼神文化进行了研究,涉及源流、内涵、地位、宗教建筑、塑像体系、旅游资源开发等内容,成果丰富。但综合性研究还比较薄弱,缺少以丰都全域为空间的研究,从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对信仰体系、建筑与塑像、民俗活动及仪式等的探讨还有待深入,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还需要新视野、新手段。

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及演变

历史上区域观念形成、发展演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南"是中国版图上最为重要的区域之一。王朝疆域下,宋人"西南"区域观念是秦汉以来以"西南夷"空间为核心基础上的演变、发展,并为元明清"西南"区域概念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人的"西南"是川峡四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西路等"华"与"夷"聚居、杂居的整体区域,但又因民族分布、政权南迁等因素影响,"西南"空间范围、内涵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演变轨迹。

明清以来丰都城市祠庙演变探究

丰都"鬼神"文化的根基在平都山,祠庙为主要载体,而城市祠庙的发展演变又不断丰富着平都山庙宇体系。明清以来,城市祠庙呈现如下特点:时间上,经历了明初、清初、清末(同治年间)、民国四次发展高潮;空间上,逐步向城东、城西聚集,由山上向山下聚集,向城东聚集祠庙逐步纳入到平都山祠庙体系;内容上,儒、释、道及地方神祇皆有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类型上,主要有官方祭祀与其他类祠庙,形成了官方祭祀的两大区域即以文教类(儒教)祠庙为主的城西与以自然神祇为主的城东(平都山脚)。这些特点是由战争、灾祸、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祭祀便利性等决定的。

唐宋“四夷”体系下的“西南蕃”

"西南蕃"在唐宋"四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南蕃"是伴随着"蕃"作为各少数民族总称谓的出现而出现;史家将"西南蕃"定在巴蜀之南,主要以汉牂牁故地少数民族为主,尤以"西南五(七)姓蕃"为著,这与常璩、司马贞的思想一脉相承;"西南蕃传"的出现继承了史家单独为西南少数民族立传的史书编撰体例,其内容是对汉代史家西南民族地理观的部分继承。唐宋史家对"西南蕃"的认识是对整齐划一的华夷"五方之民"格局的反映,是西南民族地理格局现实及人们方位观的反映,是秦汉以来西南民族地理观嬗变的结果。

巴渝民族研究与史料整理

巴渝民族是巴渝历史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巴人(巴国)及文化、僚人、元明清土司(土家族)等方面,主要涉及民族的源流、治理、思想、文化、地理等内容。巴渝民族跨区域性、史料分散性及主要附于民族传(条目)下等特点决定了史料整理存在跨区域与巴渝地区(渝东南)、综合性与专题性相结合的特点,具体包括:以目录、提要为主的工具书类资料;方志类史料的整理、出版;汇编类史料的整理,包括正史、实录、地理志书、族谱、方志、碑刻等。

抗战时期“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研究

根据有关档案对抗战期间重庆市"歌乐山郊区办公处"的成立背景及经过进行梳理,纠正各类资料的不准确说法。认为:该办公处成立经过初步设立、组织扩充、正式运转3个阶段;"办公处"的正确称呼应为"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或"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歌乐山郊区办公处";其设立目的是为加强歌乐山疏散区市政管理、推行各项法令。

清代合州的商业

清代四川经济的恢复发展,加上长江成为四川与长江中下游交流的主要通道,一批沿江沿河的城镇因贸易而繁荣。处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的合州就是因贸易繁荣的次级中心城镇的典型。本文从合州商业的发展背景、空间、主要形式等方面进行论述以使我们对这一类城镇的概况有所了解。

明清以来丰都城市祠庙演变探究

丰都“鬼神”文化的根基在平都山，祠庙为主要载体，而城市祠庙的发展演变又不断丰富着平都山庙宇体系。明清以来，城市祠庙经历了明初、清初、清末（同治年间）、民国四次发展高潮，并逐步向城东、城西、山下聚集，向城东聚集祠庙逐步纳入到平都山祠庙体系，从而形成了官方祭祀的两大区域：即以文教类（儒教）祠庙为主的城西与以自然神祗为主的城东（平都山脚）。这些特点是由战争、灾祸、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祭祀便利性等决定的。

“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会议”研究

建国初期,文物保护工作形势严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此时主持召开西南地区第一次文博工作会议,意义重大。会议对西南地区博物馆建设与文物调查、征集、保护等工作做出了部署,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筹备成立西南博物院,会议确定了博物院发展方向、地位及"五馆"构架及展陈体系;二是加强各地博物馆、图书馆、文物机构建设,确定了分工,部署了文物调查、征集、保护的方针与政策。此次会议苏联印记明显,对西南地区文物保护工作和重庆文博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史·地理志》正误一则

《宋史·地理志》南平军条下载：“同下州。熙宁八年，收西番部，以恭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元）脱脱：《宋史》卷89，中华书局1977版，第2228页）《元丰九域志》卷8载“熙宁七年诏收西南蕃部，以渝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8），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页）两条文献对诏收少数民族的称谓的记载存在矛盾。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舆地广记》（卷33）、《宋朝事实》（卷19）等文献的记载与《元丰九域志》同。经考证，《宋史》“西番”乃“西南番”之误。

“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

本文以"极边"、"次边"为切入点,对宋朝的边疆思想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极边"由外边(与域外接壤之州军)和内边(与域外非接壤之州军)组成,北方强调的是对外军事战略功能,体现的是政治边疆;南方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控驭功能,体现的是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次边"位于边疆层级结构的第二层,宋人常常将其与表示疆域最外围的词语(极边、沿边、缘边、并边等)连用,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北方。宋人对"极边"、"次边"的使用说明边疆思想在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边疆(界)意识凸显、边疆空间的扩展以及对边疆认识的细化。

僚人研究述略

重庆綦江古泰文碑的发现,为僚人(南平僚)源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故对僚人研究进行梳理显得十分必要。20世纪以来,学界主要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僚人源流、族称、社会生活、僚人入蜀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产生了众多成果,存在如下特点:族属源流的研究十分丰富,但缺乏从族群互动、融合的角度进行探讨;民族称谓的探讨主要是为了僚族源流的研究,以其为切入点的综合性研究较少;'僚人入蜀'方面研究较多,但从思想史角度的研究较为薄弱;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

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探究

有“西南”记录以来,人们对“西南”方位或区域的认识日益丰富,而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域是历代认识“西南”区域的核心与基础。王朝疆域下的宋人“西南”区域观念正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演变,又为元明时期“西南”区域观念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北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北宋,包括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川峡四路是宋人“西南”区域的核心;随着“西南”少数民族空间范围认识的发展、演变,荆湖路(民族地区)。

十二指肠穿透性溃疡致胆总管内瘘一例

患者男,30岁.因上腹部疼痛两年余,加重伴呕吐半个月入院.两年前开始上腹部疼痛,后半夜疼痛加重,解黑色大便,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伴出血,经止血、输血、抗感染、制酸等保守治疗,病情好转.此后每年冬季都有类似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