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毛泽东侨务思想比较研究

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近代以来,孙中山与毛泽东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并在开展侨务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侨务思想。孙中山和毛泽东通过发挥华侨作用、做好侨领工作、维护华侨利益等方式为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奋斗。但由于所处时代和环境不同,孙中山和毛泽东在争取华侨支持的方式和国家发展的方向上存在思想差异。相比孙中山侨务思想,毛泽东侨务思想更具人民性、综合性和独立性。

从零和到共赢: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弈

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本应寻求合作、共谋发展,但事实上二者之间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共存状态。过去与将来、民间与官方的时空关系,造成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上已经发生、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兼容困境。为实现合作共赢,要打破民俗与思想政治教育不相为谋的惯性思维,探索、创新二者之间互惠互利的有效路径,进而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走西口》的民俗文化解读

从《走西口》中所反映出来的众多习俗现象可以看出,任何艺术作品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其中民俗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它能体现作品的时空特征。

试论淮阳泥泥狗生殖崇拜文化

生殖崇拜是淮阳泥泥狗文化内涵的一个根本主题。其怪异独特的造型种类是对女性生殖崇拜、男性生殖崇拜和两性结合生殖崇拜的全面体现,抽象神秘的纹样符号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对女性的生殖崇拜,神圣厚重的制作材料则体现了对黄土的生殖崇拜。泥泥狗的造型、纹样和材料之中处处具体体现着淮阳泥泥狗艺术的生殖崇拜文化内涵。

文化再生产视野中的伏羲女娲信仰

以伏羲女娲信仰为中心,利用当地的人文资源,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伏羲女娲信仰不断地进行着文化再生产。河北赵县人祖庙就是伏羲女娲信仰进行文化再生产的结果。通过分析相关的民间文艺活动、庙会会期以及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化,参照有关文献资料,结合哥姐庙的结构布局和社会功能,不难发现在文化再生产的作用下,哥姐庙向人祖庙的转变。

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以新密市伏羲文化为例

文化再生产就是以文化为生产资料来生产文化,这已成为当今民间文化发展的常见方式。新密市"中国羲皇文化之乡"称号的获得,正是学者、民众、政府三者共同进行伏羲文化再生产的结果。民众利用民间的伏羲文化资源,以伏羲庙宇为中心,围绕伏羲信仰,生产出学者进行伏羲文化再生产所需的原料;学者通过对伏羲文化的传承者、承载物的调查研究,结合自身学识和话语优势,在民众的基础上,对伏羲文化开展进一步的再生产;政府通过对伏羲文化的认可、宣传,促进了伏羲文化的再生产。

新时期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新时期,我国的文化生态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主导/主流文化的定位理论上明确但现实中遭遇挑战、传统文化复苏强劲但趋势微妙、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且影响日深。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生态导致文化认同面临新的问题,即国家/政治认同的弱化和民族认同的强化。为此,我们应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努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进而构建新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

皇甫谧谶纬思想论略——以《帝王世纪》伏羲记载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世,谶纬之风依旧盛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皇甫谧,其思想深受谶纬之风的影响。以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中伏羲记载为例,在伏羲的出生、世系、五行之属、五运之德、功绩等多个方面,《帝王世纪》都与纬书有相同、相似或相关之处。皇甫谧的谶纬思想具有时代赋予的社会现实意义,即渴望政治清明、国家一统。

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华侨华人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精英的启蒙下,华侨参与了实业救国、保皇救国、革命救国等民族复兴的不同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反帝反封建,华侨有力支援了五四运动和中共筹建,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新中国现实需要,华侨华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支援抗美援朝,拥护新中国侨务政策,为新中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华侨华人作为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为投资建设、人才引进、反独促统及国际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华侨华人的民族复兴努力更具世界意义,表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侨务论述探析

论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视角,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侨务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析。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以分清敌友作为开展侨务工作的前提。一是必须认清华侨的身份属性,重视华侨的同盟作用。二是必须维护华侨的切身利益,争取华侨拥护与支持。唯此才能巩固和深化华侨的同盟关系,把团结朋友、攻击敌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三是必须明确革命的对象。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主要敌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团结广大华侨与之共同斗争的革命对象。

议题回顾与问题前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史——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梳理

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主题,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展开了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有历史特性的客观事实,又是有待推进的建设对象,文化和政治是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的重要考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理论上是为了回应中华民族的名实之争,实践上是为了应对民族工作领域的国内外压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形成了较全面的整体和有侧重的个体两种进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最受关注的个体进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有三个尚需努力的方向,一是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二是进一步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研究,三是加强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的研究。

中华人文始祖的建构——以太昊伏羲氏为例

在太昊伏羲氏已有的研究中存在“太昊伏羲氏是神”的预设,但对于“太昊伏羲氏如何成神”缺少必要的关注。在太昊伏羲氏成神的过程中,文人记述、王朝祭祀、民众信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人记述是前提条件,通过历史化和神圣化两种倾向,文人记述为太昊伏羲氏进入王朝祭祀系统和成为民众信仰对象提供了理论基础。王朝祭祀是关键环节,通过高禖祀、历代帝王祀等祭祀活动,王朝祭祀促成了文人记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为民众信仰提供了符合礼制的崇拜对象。民众信仰是决定因素,通过整合文人记述、王朝祭祀、风物习俗等人文资源,民众信仰赋予太昊伏羲氏各种神职,成功把太昊伏羲氏推上神坛,并作为民俗事象传承下来。

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40年——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的分析

论文从宗教信仰与经济、宗教信仰与政治、宗教信仰与社会、宗教信仰与文化四个范畴,论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学者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的发展变化。其中,宗教信仰与经济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工商业经济、宗教信仰与侨乡现代化及宗教信仰的经济目的,宗教信仰与政治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同化、宗教信仰与公共外交,宗教信仰与社会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适应、宗教信仰与华人社团、宗教信仰与跨国社会互动,宗教信仰与文化主要包括宗教信仰与文化传播、宗教信仰与中华艺术。论文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研究还有三个可以努力的方向:一是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二是研究资料的学术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三是女性移民的宗教信仰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统一战线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侨务思想的理论传承与创新——以毛泽东、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为中心的考察

从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毛泽东、习近平侨务思想存在着理论传承与创新的发展脉络。毛泽东、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如维护华侨华人利益以赢得华侨华人的拥护与支持以掌握侨务工作的领导权,维持华侨华人的同盟关系以凝聚侨务工作的同盟力量,发挥华侨华人的同盟作用以完成侨务工作的目标任务等,是统一战线基本原则在毛泽东、习近平侨务思想中的共同体现。所不同者在于根据具体情况,毛泽东、习近平分别形成了符合实际和时代的侨务认知,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措施,成为我们党继往开来开展侨务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基础教育振兴的价值内蕴、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背景下,加速乡村基础教育振兴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是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也是激活乡村文化发展动能和缓解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矛盾的现实需要。当前,乡村基础教育振兴仍然面临生源流失加剧致使乡村基础教育渐趋没落,乡村学校教师短缺致使乡村基础教育质量下滑以及软硬件基础条件不够完善致使乡村基础教育发展受限等现实挑战。为此,要深入剖析阻碍乡村基础教育振兴发展的问题与挑战,精准施策。具体而言,要在多措并举缓解生源流失对乡村基础教育带来巨大冲击的基础上,完善乡村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增补机制,并推动乡村学校内涵式发展以拓展乡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背景下激活乡村文化发展动能的价值意蕴及路径

在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进乡村文化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也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还是缓解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矛盾的需要。当前,乡村文化发展仍存在乡村空心化造成乡村文化主体缺位,乡村文化发展活力不足造成乡村文化渐趋式微,以及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完善造成文化服务与现实需求相脱节等动能不足的现实矛盾。面对乡村文化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要在多措并举加速乡村文化建设人才回流的基础上,以技术赋能驱动乡村文化发展,并以文化需求为导向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时代意蕴及深化路径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新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呈现出由聚焦重点群体向回归全民、由偏重理论宣教向普及生活化、由侧重物质实效向兼顾价值意涵的转向。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要在正确研判当下局势的基础上,创新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方法,并把“四史”作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内容。

培育全民文化自信的现实路径

培育全民文化自信,对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培育全民文化自信,要分层推进。通过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通过树立正确革命文化观、创作优秀革命文化产品、开展“四史”教育,培育民众对革命文化的自信;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民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通过构建官方与民间互补的文化交流格局、创新中国文化的交流传播方式,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他者”视角培育全民文化自信。

非民族院校民族预科教育自主培养模式探析--以T大学为例

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T大学于2018年秋季开始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生并进行自主培养。经过三年的实践探索,T大学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自主培养模式。同时,T大学民族预科教育也面临着教学设置缺少针对性、管理体系缺少独立性、教师系列缺少专职性以及民族预科学生适应性等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民族预科教育的实效性,T大学应扩大分层教学范围,下放民族预科教育自主管理权,完善民族预科教育师资队伍,重视民族学生适应力问题,强化服务管理。

由圣到医:元代医祀三皇考

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尤其是蒙古人的重医传统和医者的行业习俗,促成元时三皇神格由上古圣王到医药之祖的转变。围绕着由谁主祀三皇的问题,元代的儒、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推进医祀三皇的现实化进程,时人从政治、文化和医统上论证了医祀三皇的合法性。元代医祀三皇不仅开创了王朝尊三皇为医药之祖而加以祭祀的先河,而且塑造了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演化出相应的民间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