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王安石传》与邓广铭笔下王安石之比较

王安石形象在《宋史》与邓广铭笔下是截然不同的。在邓广铭笔下,王安石是一个少年胸怀远大抱负,入仕后学以致用,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造福于民而勇于与大地主阶级斗争之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他都具有自己的韬略和具体施政方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是在《宋史》以及随后的八百年间,他是一个不近人情、为达目的疯狂排斥自己的恩人和挚友之人,他祸国殃民,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文章力图从二者成书的选材、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及思想和两者对新法评价的态度的不同来进行比较。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论刘国钧的图书馆学成就

刘国钧先生一生致力于我国现代图书事业的发展,是引领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逐步走向成熟,与世界接轨的奠基人之一。刘国钩先生不拘泥于国内的"补杜"、"仿杜"的分类法,充分吸收国内外图书事业的优秀成果,依据我国的国情,探索适合我国图书事业发展的道路。文章从刘国钩先生对我国图书分类学的影响,对我国编目工作的巨大贡献,首创的图书馆学"五要素",图书馆自动化和图书馆学教育等五个方面,概述刘先生的图书馆学成就。

浅析刘勰的论体观——以嵇康《声无哀乐论》为例

“述经”和“叙理”是刘勰论体观的两个重要方面。“述经”不能离开“叙理”单独存在;“叙理”立论须依据包括“述经”在内的各种学说。另外,观点新颖、论证周密的论文能够得到刘勰的高度评价。嵇康《声无哀乐论》不依傍儒家学说立论,说理缜密,富有创见性,因此颇受刘勰好评。

论《洞箫赋》与嵇康《琴赋》之异

《洞箫赋》和嵇康《琴赋》分别反映了"以悲为美"和"以和为美"的审美趣味。前者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反映了较浓的娱乐色彩;后者以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为主导,主要是抒发一己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