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灌量对耐密宜机收玉米干物质积累分配及产量形成的影响

【目的】探究增密种植条件下滴灌量对籽粒机收玉米干物质积累分配规律及产量形成的影响。【方法】以201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试验田开始的长期定位滴灌灌溉试验为基础,设置W1(415m^(3)/hm^(2))、W2(645m^(3)/hm^(2))、W3(945 m^(3)/hm^(2))、W4(1275 m^(3)/hm^(2))、W5(1605 m^(3)/hm^(2))5个滴灌量,以自然雨养为对照(CK),定量分析籽粒机收玉米地上部干物质积累分配规律,构建Logistic模型拟合玉米干物质积累动态,探究不同滴灌水平下干物质积累分配规律及灌水量与产量的关系和差异性。【结果】灌水可显著提高玉米单株地上部干物质积累量,不同处理玉米干物质积累过程符合Logistic模型,拟合度R^(2)均在0.8880以上,2 a干物质积累量的最大增长速率均表现为随灌水量增加而增加,以CK最低,W5处理最高。2020、2021年生物产量均以W5处理最高,收获指数分别以W4处理和W3处理最高,分别为0.51和0.50。与CK相比,灌水处理降低成熟期干物质在营养器官中的分配比例,但提高了籽粒干物质分配比例。随着灌水量增加,2020年经济产量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W4处理最大为14282.42kg/hm^(2);2021年经济产量呈随灌水量增加而升高趋势,W4(15480.33 kg/hm^(2))处理和W5(15892.52 kg/hm^(2))处理显著高于其余处理。【结论】适宜的灌水量能够显著提高干物质积累速率,增加籽粒机收玉米地上部干物质积累量并促进干物质向籽粒分配,在年自然降水量364.2~390.7 mm范围的干旱年,种植密度为7.5×104株/hm^(2)的情况下,内蒙古中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每年1275 m^(3)/hm^(2)的滴灌灌水量进行灌溉为最佳。

生态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中国本土生态智慧的理念表达与实践路径

“逆全球化”思潮使基于共同理念的全球生态治理策略出现“休克式”失效,推动了本土与传统生态理念的回归,中国本土传统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以时发禁”等生态整体保护、生态和谐伦理、生态适时管理等理念,逐步得到国际环保社会的肯定与认同,是中国生态文明全球化进程中更应该被重视的理念,也是增强中国国际生态话语权、促进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转化的较好表达方式。在区域合作基础上拓宽全球生态治理合作路径,加强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建立生态屏障,健全全球生物入侵联合防控及监督机制,既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的基础理论,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从战略资源到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对20世纪以来橡胶引种的认知与反思

20世纪后半叶橡胶作为新物种进行大规模试种与开发,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经济战略物资,并认为橡胶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认知占据主流,进入21世纪以后,则普遍认为橡胶的种植与利用对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的危害。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与思考橡胶所发挥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负面生态效应之间的关联性。立足环境史视角发现,橡胶的大规模引种与开发是在特殊时期被跨文化绑架以及生态扩张的产物,造成了生态恶化的后果。

环境史视域下物种的本土适应与局限--以20世纪上半叶橡胶资源的开发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外来橡胶及本土橡胶资源在中国得到初步开发,巴西橡胶作为外来物种受严格的生态因子制约很难广泛种植,其引种需要人为调节塑造适应其生长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削弱了原生生态系统的防御能力。本土橡胶植物只需根据不同自然区域的生态分布规律稍加培育便可推广,国人意识到培植本土橡胶植物的生态成本与风险更低。但受国际秩序及技术限制,外来橡胶仅是小规模引种,本土橡胶资源也仅被用于试验,并未进行大规模种植,停留于口号式的引种与开发。因自然环境及人为因素限制,外来物种的本土适应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其引种对本土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冲击,在当下绿色经济发展中,积极培育本土物种进行本土生态治理与修复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下布朗族的生态文化走向——以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为例

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章朗村是布朗族世代居住的古老村寨,经过历史的变迁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生态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布朗族的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人口增长与资源的矛盾、科学技术的革新与宗教信仰的冲突等使得布朗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建设等发生了转变。布朗族生态文化需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寻求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态文化发展模式,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理念下橡胶种植生态修复的西双版纳实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已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更是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区域生态治理与修复的引领性理念。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立足区域特色加快推动环境友好型生态胶园建设、建设跨境地区“无橡胶种植生态修复试验区”、建立健全“退胶还林”生态补偿机制,将橡胶种植区域控制在合理限度以内,探索形成亚热带雨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模式,为协调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示范、可供推广的典型经验。

古代文献中“蛊”的历史意象与变迁——历史时期“蛊”的迁移流转

在古代文献中,"蛊"以巫蛊、蛊虫、蛊毒及蛊疾等形式被记载描述。民国之前,"蛊"存在的形式种类和数量均呈现增加趋势,并以不同形式出现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东南、岭南和西南地区,且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流转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变迁受到人口迁移、环境破坏、认知观念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其中,气候变化、生境破坏是"蛊"迁移流转的重要外部推动因素。

自然与民生:清代云南雹灾时空分布及其成因研究

清代云南雹灾记录较清以前更为频繁。从时间分布来看,雹灾具有周期性、季节性特点,年际变化大,清前期雹灾较少,清中后期雹灾多发;季节性变化明显,春夏季雹灾多发,秋冬较少。从空间分布来看,雹灾具有地域性、继发性、连带性特点,以滇中、滇西地区为多,滇东南、滇东北较少;滇西北、滇西南零星分布。从雹灾的成因来看,造成雹灾时空分布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是孕灾环境、承灾体数量和类型各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之下雹灾的致灾程度不同。从雹灾的应对来看,主要以官方为主,对于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巩固统治具有重要作用。

协调与保障:云南生态文明政绩考核对策研究

生态文明政绩考核是协调与保障区域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机制,应重视其创新和改革,根据地方承载力以及预见性评价完善生态文明指标。云南生态文明政绩考核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有效协调与保障其可行性、合理性、推进性,需进一步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追究制和生态补偿机制,合理构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形成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合力,进行全民监督。生态文明政绩考核本身的时效性,需建立其长效机制,实现其多元化、分级化,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安全的作用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边疆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关系到我国各民族的生存安全,而且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安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以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屏障、生态产业、生态观念保障环境、制度、经济、文化需求,最终实现生态安全。云南在维护生态安全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转变生态安全的需求模式,构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模式。

佤族社区灾后重建中的利益博弈与文化重构--以沧源县芒卡镇莱片村“3·01”地震为例

佤族作为山区民族在长期的搬迁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民族文化建构的官方主导与民众参与的“互嵌式”地域灾害文化逻辑。2015年发生于芒卡镇佤族社区莱片村的“3·01”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灾后搬迁、村寨选址、房屋建筑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深刻地改变了当地佤族民众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村寨民众、村寨与村寨之间,甚至是村寨内部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决定着村寨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运转,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并对以文化为载体的一套世俗理念进行协调。深入理解佤族内部文化逻辑的重构,有利于全面认识边疆民族地区灾后重建及异地搬迁过程的复杂性、递进性,对当前边疆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研究有重要意义。

沙化退化土地油莎豆防风固沙栽培技术

油莎豆是一种优质、高产、综合利用价值很高的油、粮、饲、药多用新型经济作物。本文系统总结了沙化退化土地油莎豆防风固沙栽培技术要点,以便油莎豆高效生产。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论——“转型与创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研究”学术论坛综述

与会专家学者通过从对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话语与实践路径、多元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案例几方面深层次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形成、学科构建、区域模式。

明末西南边疆抚按救灾及荒政转型研究——以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大水灾为例

明末西南边疆荒政由以中央政府为主转变为以抚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为主以及民间力量参与的救灾模式。《抚滇奏草》《云中疏草》分别汇集了云南巡抚闵洪学、巡按朱泰祯任职期间的奏疏,记载了明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大水灾及其相关救灾举措,是反映明末抚按救灾职能及转变的重要史料。救灾中,地方政府发挥的主导作用、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巡按相关权力的扩大,凸显出明末荒政体制的转型与官绅民共同救灾模式的成型。

交叉与融合:西双版纳自然灾害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低温冻害、冰雹灾害、生物灾害已成为影响西双版纳农作物、经济作物的重要灾害类型,西双版纳自然灾害研究对于今后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西双版纳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研究范围广泛,聚焦于对水旱灾害、疾疫、森林火灾展开的成因、规律及防治对策研究,对于低温冻害、冰雹灾害、生物入侵、兽灾等凸显西双版纳区域特点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对灾害应对机制、防灾减灾思想、极端灾害事件的思考。今后的研究中,应凸显地区特色,加强整体性、跨区域、比较性研究。

清代云南灾害应对体系研究

清代云南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灾害防御、灾害救济及灾害祈禳为主体的传统的灾害应对体系。这一体系以官方为主导,民间力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灾害防御以仓储备荒、兴修水利、环境治理及修复、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灾害防御为主。灾害救济以官方为主导,如赈济、蠲免、缓征、平粜、借贷、以工代赈及灾后恢复重建;民间则由官绅、士绅、乡绅及义民等开展施粥、施药、施棺、捐资等救济活动。灾害祈禳建立在“天人感应”观及本土信仰的基础上,官方通过祈禳仪式的权威性、神圣性规范民众行为,以达到防御灾害、教化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民间则依托多元信仰进行集体或个体祈禳,有其神秘色彩,也有其积极作用。清晚期,西方科学思潮冲击传统灾害观念,传统的灾害应对体系开始向近代转型,但具有零碎性、片面性及局部性,并未建立起完备的近代化的灾害应对体系,传统的灾害应对体系,在整个近代社会防灾救灾中的主导地位仍无法撼动,这一阶段的灾害应对方式仅是传统的灾害应对体系近代化的一个开端。

灌水量对玉米大喇叭口期光合日变化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目的】揭示灌水量对春玉米大喇叭口期光合日变化规律,进一步明确玉米干物质积累的差异性。【方法】以春玉米品种广德5为试验材料,在2018年灌水量定位试验基础上,2019年设置了DGT1(315m^(3)/hm^(2))、DGT2(645 m^(3)/hm^(2))、DGT3(945 m^(3)/hm^(2))、DGT4(1275 m^(3)/hm^(2))、DGT5(1605 m^(3)/hm^(2))5个灌水量以及在2020年增设不灌水雨养对照(DGT0),分析灌水量对春玉米大喇叭口期最大展开叶叶片光合特性日变化、光响应曲线以及干物质积累的影响。【结果】随着灌水量的增加,各处理光合速率(Pn)日变化、气孔导度(Gs)日变化以及蒸腾速率(Tr)日变化均呈双峰曲线变化趋势,存在午休现象,达到双峰时间相同,峰值大小存在一定差异;而各灌水量处理的胞间CO_(2)摩尔分数(Ci)日变化则呈先降低后升高的“V”字形曲线变化趋势。不同灌水量处理的光响应曲线拟合较好,2020年和2019年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均以DGT3处理最大,2019年DGT3处理分别比DGT1、DGT2、DGT4、DGT5处理模拟出的最大净光合速率高出8.71%、3.68%、13.75%、13.59%。2020年DGT3处理分别比DGT0、DGT1、DGT2、DGT4、DGT5处理模拟出的最大净光合速率高出25.6%、22.0%、8.2%、17.0%、22.2%。2019年单株干物质量变化DGT3处理比DGT1、DGT2、DGT4、DGT5处理分别高出14.1%、17.8%、28.9%、12.1%。2019、2020年在DGT3处理和DGT1处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综上可知,玉米较适宜滴灌量为945 m^(3)/hm^(2)。

滴灌水量对土壤水分变化特征和玉米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为明确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春玉米种植的适宜滴灌水量,以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开始的长期定位试验为基础,设置312(W1)、645(W2)、945(W3)、1 275(W4)、1 605 m^(3)/hm^(2)(W5)及雨养无灌溉(W0)6个不同滴灌水量处理,测定2019和2020年各处理玉米不同生育时期0—60 cm土层土壤水分特征及产量差异。结果表明,随滴灌水量的增加,玉米全生育时期耗水量逐渐增加,其经济产量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灌溉水利用效率随滴灌水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其中W4的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综合表现优于其他处理。2019年玉米最高经济产量为16 952.9 kg/hm^(2),2020年为16 802.84 kg/hm^(2),2年均以W4最高;2019年W4经济产量显著高于其他处理,2020年W4的经济产量分别比W0和W5高77.2%和7.3%。2019年W4的水分利用效率显著高于W5,位于第三位;2020年W4的水分利用效率在所有处理中最高,显著高于W0、W1和W5,但与W2、W3无显著差异。综上,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采用1 275 m^(3)/hm^(2)的滴灌水量可有效提高春玉米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

民国时期橡胶种植技术的环境限制与本土改良

民国时期,橡胶的选种、育苗、定植等技术得到初步实践。这一新物种及技术的引入成为当地生态系统失衡的新因素,加剧了生态灾害。依靠现代种植技术的进步,橡胶作为外来物种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本土温度、降水、土壤等环境的限制,但遭遇了大风、病虫等新的环境限制,并导致当地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最终促使这些环境限制因素转化为风害、病虫害等灾害。面对这些灾害,国人开始意识到要通过建立防风林、胶园间作等方式进行本土改良及优化,以人为干预的方式创造与原产地相似的生境适应本土生态环境,修复本土生态系统,增强橡胶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进关系。这种意识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进行本土生态修复及生态治理具有重要借鉴。

佤族灾害认知及地方性防灾减灾知识研究

佤族民众在长期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灾害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于灾害的理解和分类、灾害神话传说的流传、祭祀仪式及禳灾的传承等方面。在佤语中并无"灾害"的直接性词汇,而是通过组合性、引申性词汇来认知灾害。灾害类型的划分是与个人、整体利益紧密联系的,灾害神话的流传是现实人物和事件的书写,而祭祀仪式及禳灾则逐渐从防灾减灾功能转变为文化功能。当前,佤族灾害文化在传统文化流失过程中逐渐淡化,亟待对可创造性转化的传统防灾减灾地方性知识进行发掘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