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下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的“是”与“非”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提高社会效率与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风险,刑事风险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智能犯罪所具备的新型特征,的确对刑法理论与规范造成冲击,但远没有达到颠覆传统刑法的程度。回归自然人刑法主体观,通过调整而非重构的方式应对人工智能犯罪,是刑法保障社会安全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合理选择。

张驰失济:贪污受贿犯罪量刑失衡之里表与纾难——基于600份判决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继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作为国家基本方略的重要性,表达了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决心。当前,弥除贪墨与构筑人民法之信仰相辅并进,关键在于斧正量刑。量失之衡,刑失之谬,如千里堤坝溃于蚁穴,法之公平不复矣。因而,均衡量刑不仅是法之公平由理念转化为现实的重要桥梁,更能促进腐败犯罪的法治防控。运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对于所收集的600份贪污、受贿犯罪的判决文书所载的量刑情节及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目前我国贪贿犯罪量刑存在失衡现象,进而总结导致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上述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助力新时代背景下腐败犯罪的治理。

新时代腐败犯罪的法治制防控研究

腐败治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运用法治防控腐败是破解治腐难题的关键。法治反腐的把握需要全面考量治理腐败的目的、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等要素。本文在厘清法治反腐涵义的基础上,提出应从理顺法治与反腐的关系、完善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健全治腐机构与机制的设计、确立预防与惩治并重的体系四个方面破解法治反腐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决定性胜利。

关于刑事从业禁止制度的反思与建议

刑事从业禁止制度,作为保安措施的一种具体形态,在防卫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保安措施在我国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刑事从业禁止制度的确立证明了保安措施的客观存在,绝不能对其避讳不谈,而应积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之处,并且客观检视刑事从业禁止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方案,促进我国刑事从业禁止制度乃至保安措施的进步与完善,使其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真正的作用,实现预期的价值。

新时代腐败犯罪的法治防控研究

腐败治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运用法治防控腐败是破解治腐难题的关键。法治反腐的把握需要全面考量治理腐败的目的、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等要素。本文在厘清法治反腐涵义的基础上,提出应从理顺法治与反腐的关系、完善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健全治腐机构与机制的设计、确立预防与惩治并重的体系四个方面破解法治反腐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决定性胜利。

数字社会政府治理的逻辑疏理与矛盾纾解

数字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使本无逻辑相关性的新兴时代命题“数治”与传统政治追求“法治”聚合于同一场域,由于两者的价值意蕴与目的追求并不一致,所以会在数字社会实践中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破窗挑战和完善立法的事实冲突、代码规制和依法行政的规范相持、赋权予能和权力制约的价值分野。为纾解社会变革中数字治理及其法治实现路径的底层矛盾,在理顺数治与法治关系,明确政府治理双重逻辑的前提下,一方面需推进数字治理的法治化,以法治的价值理性规范数字社会问题的回应;另一方面应加强法治的数字化韧性,以法治和数治的协同衍进保障依法治理在数字社会中得以实现。

2000—2021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规模、渠道、区域和领域分析

目的了解2000—2021年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规模、渠道、区域和领域等实践状况,为完善中国对外卫生援助、融入全球卫生治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1990—2021卫生发展援助数据库》和《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作为数据来源,运用IBM SPSS Statistics 26.0软件对中国2000—2021年对外卫生援助的规模、渠道、区域和领域进行描述性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取得的成效。结果2000—2021年中国对外卫生发展援助规模逐年扩大,援助金额由2000年的2.84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15.92亿美元,增幅达到460.56%。在援助渠道方面,中国对外卫生援助主要通过双边机构进行,通过该渠道进行援助的金额占援助总额的93.90%,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发银行、联合国机构对外援助的金额占比持续上升;在援助区域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卫生援助的重点区域,对该区域的援助金额占援助总额的58.59%;在援助领域方面,卫生系统加强是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最为重要的领域,对该领域的援助金额占援助总额的92.90%。结论中国对外卫生援助渠道日益多元、专业程度不断提高、区域领域重点突出。为更好融入全球卫生治理、发挥对外援助效能,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应进一步践行多边主义、优化援助模式、完善资源配比。

暴力伤医犯罪的成因与类型化治理——基于我国128份刑事判决的研究

暴力伤医,是近年来在我国普遍发生且愈发受到关注的犯罪,它严重损害着医生的生命、健康与职业荣誉。通过对我国128份有关暴力伤医犯罪的刑事判决的梳理,可以发现暴力伤医犯罪在犯罪动机与行为模式上并不相同,可据此将其区分为仇医犯罪、回应型伤医犯罪和偶然型伤医犯罪。不同的犯罪诱发因素在暴力伤医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存在差异的:在仇医犯罪中,复仇情绪是推动犯罪发生的主要动因;在回应型伤医犯罪中,医疗改革导致的医疗过度市场化与不平等是犯罪发生的根本因素;在偶然型伤医犯罪中,医生所具备的被害易感性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暴力伤医犯罪治理策略的选择应当体现类型化思维并有针对性地展开。

恪守与厘革之间: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及刑法应对的进路选择

近年来,学界对于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真伪”属性具有不同观点。通过对争议焦点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刑法应对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真论题。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具有二维面向:其一,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风险,表现为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涉人工智能过失犯罪时会出现归责间隙;其二,人工智能刑法的体系风险,表现为现有弥补归责间隙的应对措施会破坏刑法体系的安全性、弱化刑事责任的公平性、动摇刑罚制度的正义性。鉴于此,基于回归自然人主义刑法主体观、恪守刑法规制智能风险的理性姿态、满足弥补归责间隙的现实需求的立场,通过构建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创设不被容许的风险、考察行为人是否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明确相关行为人的责任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客观归责模式来应对智能挑战,既能够有效弥补人工智能犯罪的归责间隙,又可以规避人工智能刑法的体系风险。

新时代腐败犯罪的法治防控研究

腐败治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运用法治防控腐败是破解治腐难题的关键。法治反腐的把握需要全面考量治理腐败的目的、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等要素。本文在厘清法治反腐涵义的基础上,提出应从理顺法治与反腐的关系、完善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健全治腐机构与机制的设计、确立预防与惩治并重的体系四个方面破解法治反腐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而推进反腐败斗争走向决定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