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乡约——以蓝田《吕氏乡约》为中心

北宋熙宁年间出现的陕西蓝田《吕氏乡约》,开创了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历史先河。它的发起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宋代新儒的时代特征,而且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逐渐成长起来的主体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吕氏乡约》所蕴含的社会教化、政治整合与矛盾化解等功能成为宋代及后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补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乡民自治的积极性,夯实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非常重视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对其不断地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治理念和乡治体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体化育人体系的建构

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化育人体系不仅是社会发展和当代大学生个性品质成长的必然要求,也是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育人优势的主要途径。立体化的育人体系将系统理论的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平衡性和时序性等原则应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通过丰富的育人资源、动态化的育人过程、多元性的评价机制、持久性的育人效果等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更好地塑造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立体化育人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教学内容和实践方式等方面的立体化建设,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过程中,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果。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重塑国家认同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常态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中国认知体系开始了迫不得已的转变。在转变中,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加以体认,逐步形成了"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在这个认知体系中,如何重塑国家认同则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这种重塑国家认同的愿望则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清晰。清末宪政改革就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迫于统治危机和社会压力而进行的旨在恢复濒临崩溃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重建尝试。由于种种原因,这次通过制度选择以重构国家认同的尝试虽然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它对宪政理念的流行以及重塑国家认同的继续尝试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对政治认同的损害及其修复——基于社会公正视角的分析

社会公正作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它不仅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尊重感和群体归属感的基础,也是政治体系粘合社会成员、建构政治认同与获取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公权力的不当行使而引发的社会不公表现得越来越为明显且已经成为消解政治认同、引发社会矛盾、刺激民众抗争和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威胁之一。因此,如何通过相关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不仅成为实现社会公正和增强人们政治认同感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论制度正义视域下政府问责制的建构

政治正义问题始终是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的中心问题。政府问责不仅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出现了诸如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问责主体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明确责任、构建多元问责主体、公开政务、扩大公民参与等制度的建设,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得以制度化和长效化,进而在制度上确保社会主义政治正义的实现。

国内社会资本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前沿问题分析——基于CSSCI来源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成为学术界经常使用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从最近二十多年间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与社会资本相关的论文来看,“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社会资本与就业”“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以及“社会资本与企业发展”等是学者们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将有助于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

秩序的整合与国家的重塑:梁启超宪政思想初探

宪政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它是随着列强侵入的加强而被中国有识之士所认识和接受。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宪政理念及其实践模式在当时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以梁启超对社会秩序和国家重构两方面的重视为视角,通过分析其宪法观、政党观及君主立宪观来解读他的宪政理念及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论宪政视域下社会公正观的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而来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使得如何实现社会公正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公正已成为我们评判现代化成就的"阿基米德支点",没有社会公正,我们将无法实践以人为本理念,也无法使人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将成为美丽的海市蜃楼。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为明显和最具破坏力的不公正则往往来源于政府滥用职权所带来的不公正,这就要求我们所要建构和实现的社会公正观必须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在宪政保障下的社会公正才是最真实、最持久和最现实的社会公正。

论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及其对乡约文化的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不仅是思想和理论上的创造性反思,也是对身心修养与道德实践体验的直接描述。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在伦理教化与道德实践的内在统一中实现救治社会弊病和重建社会秩序之目的。王阳明通过对“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来展现自己心学的实践品格。在阳明心学实践品格的影响下,孔孟之道不再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的专利,而是成为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的思维模式和生活常识。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在肯定普通民众道德实践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为中国古代的乡治实践和乡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性支持。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变革与重构:清末宪政改革的政治发展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试图通过确立宪政体制,重新整合日渐失坠的权威。这次自上而下的宪政革新运动,如果把它放在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内进行分析,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往往会被忽视,但如果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则不可小视,特别在宪政文化的历史性建构、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性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历史作用尤为明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加速了传统政治的近代化进程。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20世纪初重塑国民性叙事中的“新民”与“新青年”

20世纪初,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侵略的加重和早期国家出路探索的屡屡失败,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性的改造上,指出只有那些引领时代潮流、富有新思想的“新民”和“新青年”才是重塑国民性和探索国家出路的真希望。梁启超的“新民说”影响巨大,成为启蒙运动的先声。陈独秀在“新民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青年”主张,使新文化的传播者与新国家的创建者的主体更突出,成为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在20世纪初重塑国民性的叙事中,救亡图存的共同使命赋予“新民”和“新青年”以相似或相同的内容,但二者在个性特征与文化气质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之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与发展脉络。

论杂散居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建设路径的选择

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建设中,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杂散居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多元化的认同体系逐渐巩固,政治认同的层次性、复杂性以及冲突性等特征表现明显。据此,在建设杂散居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道路上,应该有针对性的加强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国家认同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纽带的政治文化建设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为中心的制度认同建设,从而塑造一个能够夯实政治合法性,推动民族发展和团结,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政治认同体系。

晚清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历史启示—-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例

20世纪初,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立足中国政治传统,放眼世界政治发展潮,将政治革新看成是挽救封建政治体系和实现救亡图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1905年推进的宪政改革中,清政府通过考察立宪政治、颁布宪政法令、设置立宪机构、推动地方自治等措施对封建专制政治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地调整,希望能在中国确立起君主立宪制。这次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极大地撬动了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不仅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沐浴到了新鲜之气,而且还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步伐。

村民自治与中国社会稳定

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最基层单位。村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以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完善村民自治,实现农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将极大地调动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当家作主的责任感,也为建立农村社会新秩序,稳定社会提供了保证。

论小康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当前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与古代的小康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中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特质.政治文明当中所包含的思想文明行为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实现政治文明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乌金峡水电站伸缩节漏水处理对策

乌金峡水电站4台机组运行时,均出现伸缩节漏水现象,经过处理,漏水问题得到解决。对漏水原因及采用的处理措施进行总结分析。

全粒径石灰石资源化利用方案分析

石灰石是一种常见的非金属矿石,用途极为广泛,水泥、钢铁、化工、食品、农林、涂料和环保等行业都长期活跃着它的身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市场需求量还在逐年增加。我国已发现的石灰岩矿点有8000余处,保有矿石储量约542亿吨,资源丰富。但众多的行业需求使得矿石资源正在被快速地消耗着。近几年来,中国每年的石灰产量都达到3亿吨,若保持生产该速度,现有石灰石矿产资源可使用时间将不足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