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西藏独立”活动的由来及剖析

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3世纪以来,一直连续不断地受中国中央政府的管理。“独立活动”是英国殖民主义分子强加的。英国为了侵略中国分割西藏,先提出所谓宗主权的谬论,并用武力将其势力侵入西藏;后利用达赖十三辈与清朝中央的矛盾及中国内乱之机,阴谋将西藏置于其保护下的“独立”。西姆拉会议是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达赖十三辈晚年识破英人野心,乃采取亲中央的两面政策。达赖圆寂后,英印政府利用中国抗日战争在西藏闹“独立”活动。新中国成立,和平解放西藏,打掉印度的干涉,但“独立”活动在康藏某些分裂分子及外国支持下愈闹愈烈,终于在1959年最后失败,西藏广大劳动人民从此摆脱农奴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

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第十四条中央统一对外规定的经过

关于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第十四条中央统一对外的规定,我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涉外问题》一书中,有了详细的叙述。其中主要讲的是西藏地方同印度、尼泊尔的关系和交涉、谈判、签订协定、处理较大案件等问题。但在执行这条协议中还有一些经过情形,虽然不是很重要的,但也可看出当时执行协议的一些特殊情况,兹介绍如下,作为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四十周年的纪念。

评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

1987年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西方评论出版社(Westview Press)出版了《西藏的地位》一书。作者是荷兰籍米凯尔·范瓦尔特·范普拉赫先生(简称范普拉赫),他是国际法学者,又担任了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的法律顾问,他的书意在从国际法角度由历史、权力及其前途来论证西藏是独立的。其书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从历史上找根据,说明自七世纪以来,西藏就是独立的,再从国际法上,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英明的决定 深远的意义——回忆毛泽东同志对西藏工作的一些指示

毛泽东同志对于西藏工作的指示,除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提出的以外,发表的很少。和平解放西藏以来,我即在西藏负责西藏地方的外事工作。那时有关西藏的工作及涉外问题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的,当然有些重大问题他是要请示毛泽东主席的,或者一些重要文件、决议、电报都必须请毛泽东主席审批后发出。所以说,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决定、西藏地方与邻国。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都是经由毛泽东主席决定或批准的。现在仅就我知道的毛泽东同志对西藏工作的一些指示回忆如下,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回想这些指示对于西藏工作是多么的重要,其影响的深远直到今天还是深刻的。

西藏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评介

西藏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评介杨公素八十年代初，我应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邀请，先后给国政系的学生讲授中国外交史．其中涉及到中国周边关系和民族问题。同学们对西藏问题很感兴趣。其中一个就是本书作者张植荣。后来他成了我的研究生，便将西藏问...

新年笔谈藏学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借《中国藏学》一角,说几句想说的话。回想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走进了藏学研究的门槛,当时我还是一个充满旺盛精力的青年人,而今我已年逾花甲。检讨近四十年自己走过来的道路,虽不算曲折,但并不平坦。中国藏学的全面开展,我认为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尽管藏学工作者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限于当时的形势。

回忆“文革”时期的旅游外交

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在政治上“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贸易卢布2,219,589。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边界问题

我从事和研究外交几十年,认为在本世纪产生的众多外交家中,有几位是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的。他们在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同时,也为世界外交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其中,周恩来是最了不起的外交家。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与成长付出了终生的精力并获得巨大的成就。他直接领导中国外交和外交部达26年之久。他在新中国外交建树上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与掌握,外交政策的确立还是具体外交的运用都极为光辉灿烂。他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代楷模,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这里我只想谈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边界问题,他为新中国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的制定,为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做出的巨大贡献。

开展人民外交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重视同各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并把这种交往称为“人民外交”。人民外交在新中国的对外活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周恩来总理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跟上层来往就是寄希望于人民,我们的外交路线归根到底是向着人民。新中国开展人民外交,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来往,真正做到了“以民促官”,化干戈为玉帛,不仅促进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而且奠定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基础。

1953年,我参加中印关系的有关问题谈判

1953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中国与印度政府就举行了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此间周总理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谋求解决业已成熟、悬而未决的问题,最终取消了外国在西藏的特权,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在西藏地方拥有完全的主权。

“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

一、宣布“一边倒”决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李鸿章的外交指导思想及外交活动

一晚清末年,曾出现一个所谓“同治中兴”时期,这就是清政府对外屈服求得“和局”,对内镇压人民起义求得巩固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位重要的“中兴”重臣,一是主办湘军的曾国藩,一是主办淮军的李鸿章。李鸿章是跟在曾国藩的后面,一步一步的代替曾国藩,成为主持清政府的军、政、外交大权的要臣。曾国藩以湘军为主攻打捻军失败,李鸿章以他的淮军为主力消灭捻军,当上了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屈服法国的无理要求,受到了责难。

外交生涯回忆片断

一、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的谈判1953年我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外事帮办,十月接到外交部电,要我来北京参加中国和印度关于藏印关系的谈判,并要我搜集有关材料外还要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征求它们的意见。对此,噶厦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统一对外和印度政府谈判。

外交官的热板凳、冷板凳——外交生涯回忆片断

担任派驻外国的大使,代表国家和国家元首,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光荣的职务。按照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惯例,大使在驻在国享有种种特殊的权利,如外交特权、豁免权等。驻在国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人民群众,都对外国大使给予应有的尊重。这种尊重自然是尊重大使代表的国家,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国家。因为这种尊重是相互的,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行为。但是,受到尊重、享有特权和高级待遇。

国家统一强盛才有独立自主的外交——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用鸦片和大炮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从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了。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世界局势发生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而中国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50年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实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国家只有真正的统一、强盛,才能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试论外交与新中国外交风格

一、外交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国家在各个不同国际环境的时期内,在其对外关系的全部活动中,确立它的对外战略部署,从而规定国家对外的基本目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要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需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这些手段和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武力的手段,就是用战争或其它武力的强制方法;

新中国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活动中的创举

国庆35周年前夕,我院举行了《建国35年来外交成就座谈会》。座谈会由刘春院长主持。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的老外交家有:外交部顾问宫达非同志,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同志,前驻美大使、外交学会副会长柴泽民同志,前驻罗马尼亚大使陈叔亮同志,前驻巴西大使张德群同志,前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前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同志,著名外交家黄镇同志的夫人、前驻法大使馆、驻美联络处参赞朱霖同志等。现将杨公素同志和朱霖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发表。以后本刊将陆续发表我国老外交家们的类似发言和回忆,以飨读者。

一部研究西藏问题的力作——《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评介

80年代初,我应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邀请,先后给国政系的学生讲授中国外交史,其中涉及到中国周边关系和民族问题。同学们对西藏问题很感兴趣。由于我曾在西藏工作过,参与了关于中印中尼与西藏关系的谈判。国政系的学生对西藏问题与中外关系更感兴趣。其中一个就是本书作者张植荣同志。后来,他成了我的研究生。

促进和平与发展 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院邀请部分老大使、兼职教授与本院教授、副教授座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

1987年12月15日,我院邀请部分老大使、兼职教授和本院部份教授、副教授座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国际形势、对外关系的论述。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申健、刘春、陈辛仁、赖亚力、刘克明、杨公素、李连庆、钱存学、史久镛等。座谈会由我院副院长黄国良主持。我院原副院长郑平、石磊教授、孟鞠如教授等也出席了座谈会。现将部分发言和书面发言摘要整理发表于后(以发言先后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