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平衡”与“新颖”——论师陀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与时代思潮的对话。师陀30年代的创作既是一种文学实践,又是展现其复杂内心世界的方式。通过剖析他的创作历程,力图还原一个徘徊于革命浪潮中的师陀形象。新的创作人格的建立有助于理解潜藏于师陀小说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为认识师陀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契机。

别处的北京想象

京味是凝固了的北京想象模式。实际上,北京形象不仅存在于北京,也在别处流传,不仅为老北京人所构想,也被外乡人所书写。与北京相关的他城风潮、外乡视角甚至异域经验,为北京想象的研究开启了新通道,由此将会发现一座"别处"的城市。在别处发现的北京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论是五卅惨案的北京回声,还是北京与伦敦的隔空相望,抑或是外乡青年的城市突围,都从中心之外的多个维度展现了充满裂隙、但富有张力的民族国家想象。非京味的边缘文本激发了北京想象的活力,呈现了城市参与民族国家构想的意愿和方式。

看不见的城市: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

看得见的城市和看不见的城市是城市研究的两个维度。作为城市的精神内核,看不见的城市还有待挖掘。城市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可以成为研究看不见的城市的三个维度。作为战时国都,重庆不仅应该有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更应该生成完整的都城文化。但由于都城文化认同感的匮乏,以及社会秩序尚不稳固,重庆的都城文化始终处于未发育成熟的状态。因此,战时重庆是一个灰色的社会空间,其中充满了中间性。通过挖掘文学想象所包含的心理和精神维度,作为观念建构的战时国都将展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古今》:上海的名士和“遗民”

在全面沦陷后的上海,《古今》的影响力不小。由于撰稿者名气颇大,外加杂志制作精良,《古今》成为不少刊物争相模仿的典范。[1]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份刊物的格调。为了追求优雅闲适的创作风格,摩登上海竟涌现出一批名士和遗民。新与旧,浮华与恬淡,激发出撞色效应。但是,这两种形象是伪装后的产物。真与假之间的裂隙,折射出《古今》创作者复杂的心态,还呈现出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独特的景观。有研究者认为,在国内、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沦陷时期,谈狐说鬼式的写作也算是一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