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霍尔——从媒介功能和新闻真实性的角度看

霍尔是在英国文化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的学统之内研究大众传媒的。霍尔把这种理论活动本身看做是一种政治实践，这和我国的党报理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霍尔对主流传播理论的批判是从其不自觉的政治立场为切入点的。媒介的功能能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两个层面问题。对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不同的媒介理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诉求。霍尔视媒介产品为现实（ｒｅａｌｉｔｙ）的建构而非实现的反映，因而诉诸事实性（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的新闻真实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

雷蒙·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

雷蒙·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 (BritishCulturalStudies)最重要的先驱者。他用完全英国式的经验观察的方法从近代以来英国的文化观念史中读出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的重要意义。经由英国文学批评当中的利维斯主义 (Leavisism) ,他开启了英国正面研究大众文化的大门 ,并双双救赎了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他把英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看作是一种漫长的革命 ,这一革命是由工业化、民主化和文化变迁三个部分组成 。

《东方时空》：文化与人文的考察

如果把《东方时空》所走过的八年历程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来考察，则可以透视媒介的权力和自主性与整个社会中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从文化的向度对我国媒介的一种切入和关照。从《东方时空》在八年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去体会社会、媒介和受众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所产生的张力，可以发现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

潜夫山下话王符

潜夫山下话王符杨击在镇原县城北，君临县城、俯瞰茹水的是潜夫山。从远处看，翠柏葱葱郁郁，亭台孑然孤立。翠柏掩映之下曾有玉皇古庙，故此山有段时间称为玉皇山；此山又是镇原县境内四峰之一的中峰，所以又称中峰山。山名“潜夫”，是为纪念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

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

文化研究固然是一种政治实践,文化研究甚至是反学科的,至少是跨学科的,但是文化研究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艺术一般的姿态,更重要的,这种姿态能够变成可以辨析的话语,可以传承的文本,可以援引的方法论。否则,文化研究至多是一种学术精神,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能指,文化研究的作业容易沦落为某种以学术言说的面貌出现的机会主义政治。姿态必须定格为文本,文本代表的是特定的话语,这个话语本身有可以揭示的、能指和所指的统合具有合法性地位的符码。

母题制造和框架建构:“宝马撞人案”媒介报道话语分析

本研究结合西方文艺理论和吉姆森的框架理论,探讨媒介报道"制造母题"和"建构框架"的能力。大众媒介关于"宝马撞人案"的报道中,特定的"主题思想"、"意象"、"情节行动"反复出现,构成母题(motif)。同时,媒介报道通过不同类型的象征元素,建构报道框架,形成对"宝马撞人案"的"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塑造公众对"宝马撞人案"及社会贫富差距的"集体理解"(collective sense-making)。

“胡润百富榜”媒体报道话语分析——富豪报道叙事框架的框架装置与推理装置(下)

本文通过对"胡润百富榜"媒体相关报道的话语分析发现,领导人话语在媒体富豪报道的议程设置中起到主导作用,以公共话语形态出现的一些民间话语和传统"为富不仁"话语产生文化共鸣,也是媒体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媒体在平衡发起人话语和文化共鸣的张力中,建构了一种"富豪致富模式"的标准版,成为安置"财富英雄"和"原罪"控告这对矛盾的叙事装置。

电影初到上海再考

本文通过对1897年5月至9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的查考,确认上海的首次电影放映活动为1897年5月22日,地点为礼查饭店(Astor Hall)。1897年5月下旬至9月下旬,上海有两次电影放映热潮,分别由哈利·韦尔比-库克(Harry Welby-Cook)以及刘易斯·约翰逊(Lewis M.Johnson)和莫里斯·查维特(Maurice Charvet)主导,前者使用美国爱迪生公司的电影机Animatoscope,后者使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公司的电影机Cinematographe。针对外国侨民和中国观众的放映活动是分开进行、互相隔离的。最早有关上海的影像摄制于1897年5月至9月间,是针对侨民放映的。

后现代乡愁:《钢的琴》的情感结构和叙事策略

一个难以达成却又戮力而为的目标，一出充溢着后现代乡愁的喜剧，一部将舞台小品、爱情故事以及流行音乐大串烧拼合而成的影片，《钢的琴》把一个老套的叙事母题（一帮好斗的乌合之众联合起来为了一桩不可能的事业）放置在中国东北大约1990年代的一个废弃凋敝的钢铁之都之中展开，一帮自身难保、时运不济的“狐朋狗友”，为了帮助业余音乐家陈桂林获得一架钢琴以取得女儿小元的监护权，凑钱不够，

纪录片三论:源起、构造和真实性

以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的命名开始,纪录片至今不过90年时间,虽然从文本产量、产业化程度和语言形态的多样性等方面,不能和故事片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但是在探测人性方面,因能指和生活世界的直接关系,纪录片常常要比故事片更加深入锐利。纪录片出身在电影的高等语态当中,一开始就关注人与社会问题;纪录片常常也做戏剧化的努力,但以片段式为其主要结构,旅程和幽闭空间为其主要的叙事特征。格里尔逊的"创造性地处理事实"(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规定了作为文本的纪录片与生活世界的勾连方式,然而也为纪录片反映现实的能力,埋下了纠纷的种子。纪录片在1960年代经历了语态和真实性挂钩的极端事件,加入同时也体现了后现代思潮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和反拨。在最近30年,纪录片呈现多样化,语态不再成为真实性的限制,透过纪录片认知世界的朴素思想依然有效。

视觉技术与感知安全:新媒体语境中纪录片身份再聚焦

人类仿照其天生的双眼视觉(binocular vision)生理机制发明各种视觉技术,占据主流地位的始终是与"暗箱"(Camera obscura)技术相契合的各种产品和运用,无论是在绘画、摄影还是电影当中。19世纪中后期,3D技术曾经一度挑战主流暗箱技术,未几便铩羽而归。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3D电影和纪录片再次来袭,波澜不惊;VR纪录片接踵而至,虽未撼动暗箱技术框架内的纪录电影,但是对人-技术-世界关系的认识论框架已经产生可以预见的颠覆性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新生阶层媒介报道研究述评

从2002年到2006年,新闻传播学界针对中国社会新生阶层媒体报道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2002年到2004年的第一个阶段出现突破性增长,2005年到2006年出现爆发性增长。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中产阶层为报道主题的,一类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报道,关于后者的研究占有整个研究量的绝对大多数。本研究发现,主流的政策话语直接主导了媒体有关社会新阶层报道的议程设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议题和话语策略。

抵制与救赎:两种批判策略的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w)的始作俑者,而英国文化研究又被视为传播批判理论的重镇.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是无法对两者的批判实质进行区分的.从理论渊源上看,英国人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1]英国人除了沿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的这一表述之外,在批判的矛头和实质上都有相当大的差异.粗略地讲,法兰克福学派是站在文化精英的审美立场上来衡量大众文化的,他们从文化工业的生产和消费中所看到的,是对艺术的那种宗教膜拜式的审美仪规的消失以及审美主体的堕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以强烈的文化民粹主义(cultural populism)[2]的倾向,通过对大众文化当中各种亚文化的政治表征(representation)来分析社会的不平等以及非统治集团所进行的文化抗争;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从霍加特到威廉斯,无不体现了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审慎救赎的努力.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的这种批判方向的转换,代表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从审美抵制到政治救赎是这一转换得以实现的唯一契机.

另类“伤痕电影”：《小街》的多重叙境和反身性策略解析

《小街》是一次元电影(Meta-Cinema)的实验,既是一部"电影中的电影",又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杨延晋将业余作者和知名导演讨论剧本的叙境(diegesis),和业余作者讲述的"文革"中惺惺相惜的一对男女多舛命运的叙境做了最大程度的揉合、交互与转换;影片从始至终充满反身性(reflexivity)意识,将电影创作的过程和肌理袒露在观众面前。《小街》大胆而繁复的智力游戏超越了当年中国文艺的情感结构,改变了用一种简单的人性诉求代替"文革"中粗暴的政治理性的"伤痕文学"的一般套路。

文革小报《新复旦》和《复旦战报》出版情况和话语方式初探

文革话语是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经验的不可回避的资源。本文通过考察复旦大学文革期间小报《新复旦》和《复旦战报》发现,这两种小报的话语策略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组成,其一为民粹主义小报话语,其二为主宾不对位、行为主体匿名化抽象化的特殊话语。两种殊分的话语体制的并置,体现了特殊年代低层次的粗口和超现实的理想情怀的难以置信的结合。

理论与经验:介入大众文化的两种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比较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英国文化研究则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法兰克福学派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而英国文化研究则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英国文化研究则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法兰克福学派对"精英文化"被褫夺表现出了极其的不情愿,大有用"应然"反对"实然"的意蕴,而英国文化研究则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更多地是要为"实然"争取"应然"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因为达不到他们的审美趣味而必然招致政治上的无能,而英国文化研究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但在政治上是合法的,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经验。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介入大众文化的路径所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文化批评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其中,以审美趣味还是现实政治作为出发点,是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契机。

“胡润百富榜”媒体报道话语分析——富豪报道叙事框架的框架装置与推理装置(上)

本文通过对"胡润百富榜"媒体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媒体在塑造富人时所凸显的要点似乎总是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富人既是创造财富的英雄,又身负着难脱的"原罪";他们是时代的偶像,却难以成为民众的"偶像";他们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民族英雄,却又对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心态有着负面的影响。

“胡润百富榜”媒介报道内容分析

"胡润百富榜"以一种暧昧的外媒中文版的身份,首次在中文媒体语境中以单纯的技术含义指称"富豪"身份;本土的各种中文媒体围绕"胡润百富榜"所展开的报道,反映、呈现也改变着中国社会对待富人阶层的表述和心态;通过"框架理论"视野的内容分析发现,围绕着"胡润百富榜"榜单,媒体关于富人阶层形象的议题主要关涉行业变化、经济变化、对富豪的态度、致富史、生活方式、政策法规、是非困境等七项主题内容;而是一年以来,媒体对"胡润百富榜"的报道重点呈现了这样一种变化模式:即从对富豪的态度,到对创富史的探寻,一直到对经济和行业变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