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及养老服务需求预测

以全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结合CLHLS微观数据库,对2050年以前城镇失能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失能率不断提高,其中在65岁以上、80岁以上及10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其平均失能率分别为28.98%、42.12%和76.04%;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50年以前其所占比例会超过城镇总失能老年人口的25%,而且男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始终低于女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人员需求数量处于上升状态,预计2050年以前其每年需求的平均规模会超过500万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城镇失能人口将高于农村失能人口。因此,应尽快建立覆盖城镇居民的长期照护机制;针对不同的城镇失能人群构建差异化的长期护理模式;加快建设针对城镇失能老年人的专业照护人员队伍;完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规制。

碳达峰碳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能源转型之路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转型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在本次能源转型中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是由于传统现代化模式导致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碳中和由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但其承诺和现实行动间却存在明显反差,原因在于西方长期奉行的自我优先原则和将能源转型作为政治手段。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双碳”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国际担当,也顺应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关键时期,碳达峰、碳中和将从能源、发展、生态、民生等多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以能源转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应把握推进节奏、优化能源战略,通过“绿色崛起”为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发展作出贡献。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状况研究——基于覆盖、筹资、待遇的视角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基金)的运行状况取决于基金收支大小,受覆盖面、筹资标准、医保待遇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居民医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本文运用精算模型发现,若维持2020年的覆盖面、医保待遇等条件不变,居民医保基金将于2036年出现累计赤字,不能实现长期持续运行,且至2050年累计赤字额为99535.25亿元,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基金亏空。扩大覆盖面会影响基金收支,但不会改变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节点。无论是2035年还是2050年实现全民医保,基金开始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节点都分别是2026年和2036年。2050年实现全民医保相较于参保率不变,累计赤字额多出4123.68亿元。由此可见,扩大覆盖面不利于居民医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当基准情境下出现累计赤字时,若只用个人缴费额弥补赤字,2050年个人缴费金额将增加至3249.87元,政府补助金额与个人缴费金额的比例为0.89;若以财政补贴弥补赤字,财政累计额外补贴将达到99535.25亿元;若降低门诊保障待遇以减少基金支出,即使门诊费用报销比例降为0,居民医保基金仍会在2049年出现累计赤字;若降低住院保障待遇以减少基金支出,当住院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最低降至49.4%时,可以使医保基金2050年不出现累计赤字;若同时降低门诊和住院保障待遇,则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最低分别降至41.1%和51.1%的组合可以使2050年不出现累计赤字,实现医保基金的长期平稳运行。

养育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男性育儿日益普遍,子女数量增加将挤占男性劳动时间,带来工资收入损失。与此同时,男性也承担更多的育儿经济责任,经济压力可能推动男性努力工作、赚取更多收入。那么养育子女数量究竟对男性工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是“父职惩罚”还是“父职激励”?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一孩性别为工具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男性工资收入增长6.1%,即子女数量越多,男性工资收入越高,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子女数量增多不仅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数量,如增加额外工作量,进而提升工资收入,还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质量,如提高工作效率、进行职业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增收。第三,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户籍、地区、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差异性,相较于农村户籍群体,非农户籍群体面临的经济负担更大,他们获得更高工资的动机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非农户籍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更发达,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东部地区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强;相比于高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群体,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群体由于人力资本优势更容易进行职业流动、获得高工资,因此子女数量对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女性,本研究将样本拓展至男性,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导致男性工资收入的提升,验证了“父职激励”这一假说;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从劳动供给数量方面解释子女数量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忽视劳动供给质量,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发现子女数量导致男性工资收入增加的原因不仅在于额外工作量的增加,还在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职业的向上流动。这些结论说明全面三孩政策不仅有利于增加未来劳动供给,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当前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工资收入,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材存在的问题与建构路径研究

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尚未形成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方法论。这不仅导致了学科的身份危机,还对学科教学产生了不利影响。公共管理研究因追随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使得量化研究后来居上,定量分析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材中占据很大篇幅,然而并不能涵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公共管理在政策制定和评估中往往更需要建立在历史经验、现实情景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所以公共管理研究应进一步强化政策文本分析、社会调研报告和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并且加大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教材中的占比,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客观需求,聚焦中国场景和中国情境,建构科学的公共管理方法论和知识体系,促进公共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研究综述及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图谱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期刊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以了解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学界对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关注度受政策影响较大,学者发文量整体较少,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和高校虽有合作,但仍以高校研究机构研究为主;相关研究主要以城乡医保制度整合、医疗保险、对策、效率和制度完善为主,并涉及大病保险、财政负担、筹资机制、医疗费用等热点。未来,关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研究应加强机构间的交流合作,立足时代发展,加强医保基金财务管理,同时创新研究方法,以更加精准地测算医保基金财务状况。

谁更支持带薪父母育儿假?——基于CGSS假期政策公众态度的实证研究

在低生育时代背景下,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父母育儿假期政策,然而任何政策的制定与有效执行需要建立在公众需要与福利态度的基础之上,因此有必要对假期政策的公众态度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考察。基于个体自利、价值观念以及政策反馈理论,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假期时长、父母份额以及政府出资等三个维度,对我国父母假政策的公众态度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公众对育儿假期有着普遍诉求,但整体上认为假期应该更多地由母亲使用,仅支持父职的有限参与,而且超过一半的人不支持应由政府出资补偿假期收入损失;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假期政策公众态度尚未形成基于利益因素的群体分化,更多地受到价值观念的驱动。其中,关于性别角色、社会权利以及抚育孩子的价值观念是影响假期政策态度的重要因素。未来政策设计应在完善假期成本分担机制的基础上,注重融入性别平等理念,营造父母共同参与育儿的制度保障与观念共识,从而促进假期政策的落地执行。

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及其启示

对比中国(1961-2010年)和日本(1946-2010年)的历年出生人数发现,中日都交替地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且历年出生人口数量均呈现极为相似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M型轨迹。当中日1961-1990和1946-1978年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在20年后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两个国家1981-2010和1966-1998年的经济增长也呈现同样的轨迹特点,并且两者的第二个峰值均小于第一个峰值。依据中国和日本过去所经历的人口世代以及对未来人口世代演进的推算,反演过去并推测未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中国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期是婴儿低谷世代处在劳动力阶段,以及婴儿潮世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生育率保持低水平等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关系,有助于研判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并基于人口世代因素针对性地制定预防2015年之后中国可能面临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及人口红利消失等等问题的政策。

奥运奖牌数据背后所凸显的唯象法则——基于数据挖掘视角的探究

通过对奥运数据的唯象挖掘发现,奖牌数量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聚集效应,即地理空间上相近的区域都能获得奖牌,或都不能获得奖牌,抑或都获得的多,或都获得的少;奖牌数量下国家个数符合水平区段带有诸多小峰的L型分布,这种分布在自然和社会中是一大类普适性的分布,在一定时间段内,奖牌榜序下的奖牌数的分布函数具有对时间和空间变换的结构或总量的相对不变性,即奖牌数量可能在不同国家之间随机游走,但是,奖牌数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总体分布保持着基本不变的性状,历届奥运会都基本呈现相同的分布形式。同时,奖牌榜序下的奖牌数符合幂函数分布,这相近金融市场中价格波动的幂率法则。奖牌数量的不均匀程度近似为89%左右;每天奥运奖牌数据的更新路径为Z型,即存在间歇性的阶梯上升;气候越热的区域,获得奖牌数越少,温带区域获得的奖牌数量最多;总GDP与奖牌数量的正相关仅在某区段上成立;人均GDP对奖牌数的贡献是一区域的整体性质,但在局部区段上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如果根据人均GDP对所有区域划分为二,则人均GDP高的区域获得奖牌数量多;越"民主国家"和越"集权国家"获得奖牌数较多,其他较少,并且,最民主区域比最集权区域获得的奖牌多,即左提的正U型。

人口迁移、城镇化与住房市场

本文以家庭户为单位,考察了人口迁移、城镇化以及住房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现历年城镇基础住房需求等于户均住房套数、总人口、城镇化率与家庭规模倒数的乘积,并测算各因子的贡献。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在理论上,城镇基础住房需求的轨迹呈现类似城镇化的S型路径,城镇新增基础住房需求与城镇化速度同步,城镇新增住房需求增长率等于城镇化增长率;房价的运动轨迹呈现出类似城镇化速度"先加速上升,后减速上升,再加速下降,最后减速下降的钟型轨迹"。通过经验教据加以测算显示,从城镇化引致的基础需求,基础需求以及总需求上看,房价分别于2003年,2008年以及2014年左右下降。进一步理论推断和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大区域板块或不同层级城市板块之间的房价可能存在钟型曲线接力式传递的特征。上述这些理论和经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对城镇化对住房市场影响机制的理解,可能会为进一步制定房地产调控策略,提供参考。

省域和省际层面上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基于中国省份面板数据展开的唯象研究

采用聚类、统计拟合及复杂网络等方法,对2002-2010各省数据分析发现:人均收入大于20000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低水位上扩大;低于20000的省份,差距在高水位上呈现倒U型片段。人均收入越高区域,城乡差距越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是一有倒U型波段衔接成的向下延展的波。近十年城乡差距在扩大,如今维持在11年左右;省内城乡差距最大和最小年数分别是15和7年,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聚集性;省际最大差距年数是13年,省际城镇和省际乡村最大差距分别是8年和13年;城镇消费率近15年持续走低,乡村消费率呈现倒U型片段,且如今乡村消费率高于城镇。还发现:乡城消费率差越小,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呈现"若乡村消费率每高于城镇消费率1%,城镇人均收入和乡村人均收入比约扩大20%"的数量关系,而解决城乡差距的政策是提高城镇消费率。省份个数分布图从一谱带较窄的分布到一谱带较宽的分布,接着连续性断裂,演化成分立的离散谱带,即社会出现模块化的阶层。

人口世代更迭与经济增长速度:兼析新常态下的人口政策选择

当80后出生高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经济增速轨迹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90后和00后出生低谷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剧烈下降的趋势。2016年左右,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为防止中国经济更快跌入人口悬崖,本文评价了延迟退休和放开生育政策制度,发现90后和0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0—2030年间,其一,延迟退休比不延迟退休好,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比放开生育政策好且调整退休制度的作用较大,之后则相反。其二,从迫切性和重要性来看,退休制度要先行;生育观念转变需要时日,生育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在长期上才能逐渐凸显,加上短期上对储蓄的替代,故生育政策重要但不急迫,而且选择何种生育政策需要谨慎。

公平厌恶、获得性遗传与贫富差距

公平厌恶是对差距的向往,是对能力和位势完全均质的一种反感;获得性遗传是公平厌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实现公平厌恶的一种手段和公平厌恶行为在代际间的一个延伸。贫富差距是一种集体性的公平厌恶,同时在地理和智力遗传逐渐弱化、父辈遗传和获得性遗传逐渐凸显的时代,社会群体集体采取自闭加以响应,使得社会结构日趋模块化,最终贫富差距也得到反馈式的加强。因此,积极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平台,打破财富分配和遗传的僵化格局,避免仅靠生物本性自发选择生成的阶层固化现象,使得良好的致富信息真正在各阶层群体之间发生共享,从而真正实现身份无贵贱、职业无贵贱的社会和谐状态,是破解贫富差距的有效路径。

计划配额制下的准生权交易机制设计——以全面放开二孩为背景的研究

伴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将面临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总量过大的双重问题,人口结构失衡要求我们放开生育政策,人口总量过大又要求我们不能完全放开生育政策。那么,在全面放开二孩与不限制生育之间能否寻找到第三条路？本文设计了一种计划配额制下的准生权交易机制：对准生权一统二放三交易,这即能满足国家在总量上控制人口,使得总量目标得到落实,避免掉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也使得人口结构在微观上得到优化,生育行为在家庭间、时间上、空间上以及不同收入阶段上配置,达到为未来老龄化社会储备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力资本的目的,最终解决中国在老龄化社会中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失衡和人口基数过大引致的未富先老和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的问题,进而协助中国迈出中等收入阶段。本文认为,计划配额下的准生权交易制度改革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省际及城乡无差距下的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与城镇化率

在省际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均收入无差距的研究目标下,采用规划的方法,回答了"落后地区省份还需要迁移出多少人口,发达省份还需要迁入多少人口,才能达到省际无收入差距和省际人口流动趋于平缓"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如今农村人口还需要迁移到城镇多少,全国和各省合理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时,才能达到城乡无差距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缓慢"的问题。其一,在中国市场化程度提升过程中,省际收入差距正在缩短,而这种缩短更多是由于省际人口迁移引致省际人均产值重新分配。其二,最近10年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同样引致城乡差距缩小的更多是乡村人口、农业人口或第一产业人口持续转移到城镇、非农业及二、三产业上引致人均产值的重新分配。其三,城镇化依然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提升中国经济的关键因子。

连续行为序列下信用水平的更新和测度——从贝叶斯迭代到泊松过程

行为可以看作由一连串的欺骗和诚实行为构成。通过利用贝叶斯公式和迭代过程,在行为呼叫符合泊松过程情况下,分别建立和考察了经连续的欺骗、连续的诚实以及混合行为序列后,主体的信用水平的更新方程及信用水平的变化过程。在演绎的推理中,试图回答有关信用领域的"信用水平如何测度"?"诚实行为是否会使信用水平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为个体信用的评级提供一理论指导,同时既丰富了人文学科中测度科学的发展,又为信用变量的研究做一数理基础。

人口世代更迭对储蓄、房地产及其他资产的影响机制

从人口世代更迭的视角分析,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负债期,中国的储蓄、房地产以及资产市场呈现不同的趋势性特征。储蓄是人口世代更迭影响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纽带,同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不同资产的受体人群不同。在人口红利期,储蓄率持续上升,房地产及其他资产价格面临上行压力。随着人口红利期结束、社会进入人口负债期,未来中国老龄化加速,储蓄率趋于下降,房地产价格、风险较大的权益资产价格面临下行压力。鉴于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人口学逻辑,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要素市场改革措施时,需要充分考虑人口世代更迭的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人们从人口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十三五"时期我国为何需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从集合论看商品的市场赋价——调研宣传以及生产的逻辑

经济不断为数学"立法"的同时,数学也不断为经济提供非直觉现象的研究工具。在数学和经济不断渗透的背景下,跳过传统商品赋价理论,从集合角度重新审视了商品的赋价问题,得出商品的价格包括在消费者正确识别的商品功能集合中被赋的价格,在识别错位的功能集合中被赋的价格以及在扩充的功能集合中被消费者赋的价格三部分;同时顺便考察了厂商的宣传调研以及生产的逻辑,给出为什么商品的生产价格并不总是和市场价格相切合的解释。

全面二孩下的社会体制建设——生育2.0时代下如何释放生育力量

在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社会养老和储蓄养老会使家庭中生育和养老的脱节,使得家庭生育行为在社会养老上具有正外部性。所以为释放生育力量,要么把养老和家庭生育挂钩,回归家庭子女养老;要么对丁克、单身以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老年时候的社会赡养费,并把赡养费用于补贴多生育子女的家庭。2015年至2030年间,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将陆续退休,由于老龄化社会里赡养老人会对生育资源造成挤占,为了给中国再次制造人口红利,需要出台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推迟养老潮的到来,释放生育力量;同时为进一步避免老龄化社会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发放养老金不如发放养老产品,通过建立养老院,改变传统散养模式,集中供养老人,降低养老成本,达到进一步释放生育资源的目的;最后,在老龄化的社会里,在不削减养老资源,不降低孩子素质以及不降低产出的情况下,年轻人只有通过节欲,才能达到释放生育力量的目的。

行为行星轨道假设下的社会作用力测度

人类行为活动的空间是多维的,所以描述其活动的变量应该是矢量或者张量;经济学史是一个边缘学科的渗透史,所以推进这一学科的动力应该是多元的。依据学科的发展趋势,在行为非随机性、行为偏好非饱和性、行为具有惯性以及行星轨道假设下,参照现有研究成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系统研究的建议,借助矢量这一行为分析工具构造行为运动的禀赋空间,建立起行为与主体的一一对应关系,分析集体行为与个体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导出行为间的作用力公式,并用该公式解释为什么个体行为易受集体行为的影响,产业距离上相近的资本为何容易发生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