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FOLR1的脱氧核酶提高鼻咽癌移植瘤对紫杉醇的敏感性

目的:探讨裸鼠鼻咽癌移植瘤能否通过靶向FOLR1的脱氧核酶(DrzE)提高其对紫杉醇的敏感性。方法:取CNE-1鼻咽癌亲本细胞及CNE-1/taxol紫杉醇耐药细胞进行裸鼠成瘤实验,分别予靶向FOLR1的“10-23”型DrzE单用和紫杉醇单用及紫杉醇-DrzE联用后比较各组鼻咽癌移植瘤体的抑制情况。RT-qPCR及Western blot检测用药前后各组瘤体FOLR1 mRNA及蛋白的表达。结果:CNE-1瘤体较CNE-1/taxol瘤体生长速度快,瘤体体积更大(P<0.05);CNE-1瘤体生长能被紫杉醇单药抑制,但紫杉醇对CNE-1/taxol瘤体无效;两种瘤体生长均能被DrzE单药抑制,其中耐药瘤体更显著(P<0.05);紫杉醇与DrzE联用较分别单用两药对移植瘤的抑制作用更显著(P<0.05);给药前CNE-1/taxol移植瘤中FOLR1的表达量显著高于CNE-1(P<0.01),用药后DrzE单药组及紫杉醇与DrzE联用组中两种移植瘤体FOLR1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靶向FOLR1的脱氧核酶DrzE转染裸鼠移植瘤体后可减慢鼻咽癌瘤体的生长,提高鼻咽癌耐药移植瘤体对紫杉醇的敏感性。

腰椎后路手术植骨融合方法的探讨

评价腰椎后路植骨融合术的疗效。方法 选择本院2018年1月~2022年12月住院的42例腰椎滑脱病人,按照手术的类型,分成两组,每组21人,比较两组病人手术前后的出血量、手术时间、椎间隙改变等指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情况;结果 两组在术后总出血量和总时长方面均没有显著性差别(P>0.05),但术后椎间隙改善程度显著好于对照组,且有显著性差别(P<0.05);与对照组相比,两种方法均有显著性差别(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疼痛情况显著好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 后外侧植骨融骨、腰椎后路手术植骨融合在治疗腰椎滑脱症均具有良好疗效,但在融合率上腰椎后路手术植骨融合具有一定优势,能有效促进疾病康复,能有效提高远期恢复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全景式”监控与“生活化剥削”——论监控资本主义体系下的2.0版剥削

随着大数据监控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逐渐成型,并且催生了一种可以被称为2.0版的新型剥削方式。它以"全景式"监控为基本条件,以无数互联网用户为剥削对象,以获取"剩余数据"为基本目标,以"玩工文化"为剥削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完成资本剥削。可以说,2.0版的剥削完成了资本向生活的全面扩张,也进一步掩盖了资本贪婪的本性。

作为媒介的监控与“安保主义”——论“监控社会”的安全文化

全世界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面监控的社会形态,作为媒介的监控塑造了一种适合监控扩张需要的安全文化理念,即安保主义,从而实现了监控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一方面,"作为媒介的监控"放大了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催生了对监控的渴望;另一方面,"作为媒介的监控"又虚构了一个可以通过全面监控来实现的"安全乌托邦",促使人们非但可以忍受被监控而且还享受被监控。然而,要在一个"最不安全的时代"里通过监控来建设一个"最大安全社会",这注定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悲剧。

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 评施特劳斯的韦伯论述

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世界中,韦伯的处境是悲剧性的:他命定了要信仰科学,可是由于受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内心深处又不得不对科学的价值怀有极度的不安。施特劳斯一方面通过一个下降的思想历程揭示出韦伯困境的深层根源:韦伯坚持价值中立是因为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借助理性来解决,而后者又是因为科学无法在面临启示的挑战之下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他对科学及其处境的理解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通过一个上升的思想历程去超越韦伯所陷入的深渊:前哲学的自然世界是哲学与启示的共同起点,通过政治哲学(必然要求价值判断)迈向一种探询式怀疑主义的哲学,它始终满足于表述而非解决存在之谜,这就使得启示成为可能和必要。哲学的价值在这种永恒冲突中得到确立。

AKT抑制剂E20诱导鼻咽癌细胞凋亡和自噬

目的:通过细胞实验探讨一种新的AKT抑制剂E20对人类CNE-2细胞的抗肿瘤效应及其内在的调节机制。方法:CCK8法检测E20处理后CNE-2细胞的活性;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Mito-SOX流式数据分析检测线粒体ROS水平的变化;Western blot检测E20处理后细胞凋亡相关蛋白(AIF和Bcl-2)和自噬相关蛋白(LC3B-I、LC3B-II和P62)表达的变化;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细胞线粒体超微结构和自噬小体的变化。结果:E20显著抑制CNE-2细胞增殖,促进其凋亡,且呈时间剂量依赖性(P<0.05);E20处理后CNE-2细胞线粒体ROS水平显著升高,细胞凋亡蛋白AIF显著升高,抗凋亡蛋白Bcl-2显著降低,自噬相关蛋白LC3B-II显著升高、P62显著降低(均P<0.05);透射电镜发现E20处理后的细胞线粒体受损,自噬小体增多。结论:E20可以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细胞凋亡,同时可能激活其自噬来抑制鼻咽癌细胞的增殖,为鼻咽癌的治疗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化疗策略。

可能性的枯竭——论电子监控技术的人性代价

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但是人们对它的反思基本上都停留在社会性层面,即电子监控技术可能对个人隐私、公民自由乃至社会公平造成很大威胁。但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既无法完整地揭示电子监控技术的本质:对时空的超时空操纵,更无法清楚地指明电子监控技术所带来的更为根本的负面效应:它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彻底地非自然化了,以致于整全被从我们的生活中抽离,从而彻底削弱了人性向上超越成长的可能性。只有充分体认到这一人性的代价,并坚守住人性的最终立场,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规范和引导(电子监控)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游戏伦理与信息资本主义精神

在信息时代里,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挑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游戏伦理。它把工作、消费、生活等都看成是游戏,它以游戏的精神推动了资本积累的游戏,又以非功利的态度完成了功利的目标。但是,游戏伦理只是最弱意义上的伦理,这个新制的"斗篷"过分轻盈,以至于它最终难逃虚无的深渊。

“政治儒学”抑或“政治的儒学”——论儒学在当代的政治姿态

"儒学在现代"(而非"现代儒学")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新时期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非政治的儒学"与"政治儒学"代表了两种极端解决思路:"非政治的儒学"虽然坚守住了儒家"内圣(曲)通外王"的整全视野,但却违背了政治生活的本性(即外王事业无法完全化约为内圣功夫);而"政治儒学"却将内圣外王对列并举,虽然看到了政治生活的本性,但却丢失了儒家的整全视野。基于前两者的经验,可以提出一种介于"非政治的儒学"与"政治儒学"之间的"政治的儒学"观念,即通过把"内圣外王"理解为一种"言辞上的乌托邦",既要保存儒家的整全视野,又要尊重政治生活的本性,以此作为一种儒学在当代的合理政治姿态。

论平安监控的“负安全效应”——一项基于国外文献的研究

平安建设监控化进程具有"安全双刃剑效应",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其"正安全效应",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关于监控"负安全效应"的研究成果,以便进一步提升监控的"安全获得感"。监控"负安全效应"大致包括:监控分布不均导致"犯罪转移",进而衍生出"溢出性不安全感";监控放大固有的社会不平等导致"安全分配"的不平等,进而衍生出"相对性不安全感";监控技术的内生偏见固化甚至强化了社会排斥效应,进而衍生出"排斥性不安全感";监控在场导致"信任鸿沟"和"合作无能",进而衍生出"个体孤立性不安全感"。

重新发现中国:论列奥·施特劳斯与当代思想大解放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规模宏大,并且注定影响深远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其主旨在于: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与跟随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中国。列奥·施特劳斯站在"西学东渐"历史洪流的终点,为这一解放运动提供了关键性的思想动力:通过重审施特劳斯开启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再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文明的可能性、特殊性与优越性才重新被发现。

哲学与政治的“失调”——施特劳斯论现代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

现代启蒙运动的根本冲动在于:它不满足于古典政治哲学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高处看待最佳政治的乌托邦性质,转而试图从"人们实际上如何生活"的低处出发,通过哲学与政治的融合来确保正当社会秩序的实现。为此,它必须首先"打倒"神学的权威,让政治与神学脱钩;同时,它还必须让哲学摆脱怀疑主义的纠缠,进而才能"保证"哲学与政治这两种根本上异质的因素的联盟。这就是现代启蒙运动的最隐蔽的逻辑。

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的“解释学”——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

施特劳斯并没有一套普遍的解释学理论,但有细致精巧的解释方法。这种方法预设了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永恒根本问题的整全的存在。经典文本是对整全的模仿,对文本的解释就是一个通往整全的起点,解释的过程就是在与被解释者交往对话的过程中追问这个根本的问题,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共同向整全开放。因此施特劳斯的解释方法就是一种哲学实践,解释并非仅仅是达到理解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解释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价值,因为解释的过程就是哲学化的过程。像施特劳斯那样读书,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被看成是在践行哲人的生活方式。

政治的“地板与天花板”——施特劳斯论政治生活的限域及其启示

现代政治哲学因其缺乏对政治限域的清醒认识,容易陷入政治烂漫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潭。与此相反,施特劳斯秉承古典政治哲学的智慧,认为政治生活存在着人类理性无法逾越的界限:政治生活的最高上限是哲人王的统治,但这是可欲而不可求的;政治生活的最低下限是自然正确的原则,这是任何政治社会赖以持存的根基。以此视野为基础,现实政治实践的枢机就在于智慧与同意的平衡,这就是古典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本精神。

古今官德理论比较——论官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古今道德哲学之争的背景下考察了官德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其优缺点。从官德建设的必要性来看,现代更强调的是制度建设,道德最多起辅助性作用,而古代则把官员道德建设放在了政治实践的首要位置;从官德建设的主体来看,现代更注重公务员外在的行为,做人与做官是分离的,而古代更注重政治家内在的人格,做人与做官是合一的;从官德建设的路径选择来看,现代把官员行为的正当性放在首位,以确保公务员行为的可控性,而古代把官员的内在幸福放在首位,以确保政治家道德建设的内在动力;从官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来看,现代把这两者看成是内在对立的,而古代能够在官员自身内部实现官民利益的和谐一致,这就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度吻合了;从官员的德能关系来看,现代把能力排除在道德的范围之外,而古代可以确保德能的高度统一,这就使得优秀的官员能够适应转型期社会的综合要求。

“看”与“说”的权利——舆论监督的政治哲学思考

舆论监督的本质在于通过舆论的"说"使得社会的意见被"听"到,表明社会一直"在看",进而将公权力置于被"看"的境地,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为了形成真实有效的"看"与"说","在看者"与"在说者"必须是真实的公众。但是"在看"和"在说"的前提是"能看"和"能说",它直接决定了"看"与"说"的质量与效果,而这是舆论监督本身无力完成的任务,因此舆论监督背后的基础在于异质社会力量之间平等的政治角力。

从自然恐惧到人造恐惧再到超越恐惧——论恐惧的政治哲学

现代生活正日益卷入恐惧与权力的恶性循环之中,究其根源则在于这样一个悖论:权力削弱恐惧,但权力也依赖恐惧,而且权力更制造恐惧。通过政治和宗教的方法解决恐惧问题,其本质就是利用人造恐惧来取代自然恐惧,其结果只能是权力本身成为恐惧的最终来源。古典政治哲学充分认识到政治和宗教的本性及局限性,认为只有通过个人内在的灵魂改造才有可能真正战胜恐惧,而这意味着超越政治生活进入哲学生活的层面。

面向整全的生命——论施特劳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观

施特劳斯哲学思想的根本意图在于为一种被遗忘了的哲学生活辩护,而这一意图的首要性问题是要回答哲学生活为何是值得辩护的。在施特劳斯以及他所理解的古典哲学看来,哲学是一种不断探询真理、追问整全的生活方式,是用关于整全的知识代替关于整全的意见的不竭努力。哲人遵循理性的指导,在探询的生活中向整全展开,在展开中实现与整全的合一。这种生活因为实现了人的可能范围内的最高程度的自足,因而是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哲学生活之所以值得辩护的根本原因。

论文明自信基础上的道路自信

先前对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缺乏整全性视野,只有从文明论视野出发,才能为道路自信找到最坚实的根柢:一方面,文明为道路提供了神圣的起源和富有"中国性"的未来想象,这就为道路自信确立了文明时间纵轴上的"柢";另一方面,文明为道路提供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就为道路自信确立了文明空间横轴上的"根"。最终,文明自信基础上的道路自信集中表现为"世界的中国"在"中国的世界"里的"学习与教化"的统一。

自由民主制的危机及其古典式辩护——论施特劳斯的政治立场

自由主义者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指责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制的"敌人",但这一指责是基于一种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错误理解,这种理解是导致自由民主制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施特劳斯致力于复兴一种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充分认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他分别为自由民主制做了最低的和最高的辩护,前者是通过凸显政治的非理性特色,后者是通过强调哲学的超越性特色。因而我们可以说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制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