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行政支出的简要实证分析

通过梳理统计数据,着力进行以下工作:首先解释导致2007年"行政管理费"消失的新统计分类,尽可能厘清公权力机构"行政支出"的统计标准。在此基础上扩展既有的实证研究视角,增加了行政支出对GDP的占比数,以及各地人均行政支出负担等实证研究指标,形成初步结论。通过计算导致地方政府行政支出合理上升的部分数额,进而指出导致地方政府行政支出不合理上升的某些制度性因素。

关于“注意力经济”的资源涵义

本文以既有对信息和注意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为基础 ,着重探讨了 (1 )注意力资源的特征及其与经济的相关性 ,(2 )注意力资源对不同市场结构的意义 ,(3)展望其对经济组织的互动前景。本文认为 ,人类关注注意力资源与信息、信息工具的关系 ,并调整现有社会生活模式 ,显示了一种历史性进步。信息资源和注意力资源不同于其它自然资源 ,后者的消耗具有不可逆性 ,而前者正相反。

当前公司治理结构中政治核心作用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汽车集团公司为个案的分析

自10多年前企业党组织的功能被定位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以后,直接控制企业经营权的“核心”和“中心”之争暂告一段落。本实证研究显示,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大方向上是清楚的,但尚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工作模式。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党组织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经济发达地区行业协会的现状及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以沪、穗、温州三地区为例的分析

目前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致力于发展行业协会已有一定声势和规模。与以往不同 ,这次各地政府比较注意给予行业协会独立法人地位 ,对其功能定位开始向国际惯例靠拢。本文认为 ,对以往的行业协会实践模式不能评价过高 ,实践中的教训比经验多。值得汲取的教训包括 ,1如何妥善处理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 ;2正确理解市场条件与发展行业协会的关系 ;3在考量行业协会内部机制时兼顾经济因素和民主政治因素。

关于权利、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若干问题分析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人对权力现象的熟知多于权利意识。本文的简略分析旨在强调:(1)虽然权利、权力两个概念都与利益相关,但权利毕竟是权力的基础;(2)私权、私域、私利的确定是研讨公权、公利的前提而不是相反;(3)公权从一元向多元的演化,本质上是为了通过权力制约的方式保护私权、私利;(4)解决中国的现实利益问题并无固定模式,且需费时日。

中外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实证比较

中外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实证比较的前提是确定可比的统计口径。2007年中国新财政支出分类向2001年出台的新国际标准靠拢,"行政管理费"在中国的统计分类中消失。目前,需要厘清的是:⑴区分中国2007年以前的广义和狭义行政管理费;⑵根据国际惯例,将新分类标准下的一般公共服务、涉外(外交外援)、公共安全三个大类加总作为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⑶根据公开数据计算中国和部分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及相关比数,并进行横向比较;⑷初步分析中国相关统计数据的"缩水"问题。

事业单位改革:路径、分类与“夹生化”后果

事业单位经历了广泛但不深刻、不平衡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起步于对企业承包制的摹仿,大多也止于此。行政执法类事业单位改革受制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在推动内部承包制的同时打破了行业垄断,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公共服务类事业单位囿于对“公益”的狭隘理解,长期阻止民间资本参与竞争性供给,使改革打着貌似市场的旗号,沿着从计划垄断向市场垄断的歧路推进,造成相关服务价格刚性攀升的“夹生化”改革后果。

转型期政企关系演进与社会和谐:背景与前景分析

经济转型时期的政企关系异常复杂。在短缺的初始条件下,政企关系格局首先要确保增加社会总供给,以改善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物质条件。本文分析了中国政企关系演进过程中的多重变量,认为⑴为了防止转型大萧条,政府一边保持传统政企关系、一边培养新制度因素,曾经具有转型策略上的合理性;⑵政企关系"粘性"既有早期的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之效果,又会强化政府在要素市场的控制,为公权力干预企业行为预留制度、资源空间;⑶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是未来调适政企关系、保障社会和谐、加强人们社会正义感的必要条件。

行政体制改革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协同性问题

本文旨在讨论在给定政治制度条件下 ,经济制度变化的限度。为此 ,在简略分析我国近年来主要变量结构关系之后 ,具体分析了由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 ,给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党管干部”原则与企业经营者真实行为的关系 ,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曾经具有的改革策略上的合理性 ,目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俄罗斯体制转型路径再思考

本文的比较重点在三个方面:⑴在转型的起点上,中国先改农业才得以借鉴历史经验获得成功并缓解了政改压力,而俄罗斯在推进经济改革遭到利益集团抵制以后不得不先改政治体制;⑵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先改价格、后改产权做对了"顺序",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实际上使私有化运动优先,导致了严重的转型衰退;⑶利益集团曾经是俄国、现在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

中国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内在逻辑——一个基于现实约束条件的分析框架

近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是正确的治国路线和政府"做对供给新制度顺序"的结果。农村改革获得成功得益于政府和农民共有的历史经验,不仅初步规避了转型大萧条,而且更与"真理标准讨论"一道形成推动转型的强大社会动员力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价格,到90年代中期以后改产权。先改价格形成市场环境时,宏观经济政策只需应对转型通胀;后改产权形成市场主体时,宏观经济政策只需应对转型失业。中国分别用两个约十年时间化解转型通胀和转型失业,使每个时期的转型成本都处在各类资源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经济人:内涵演进与现实意义

经济人假设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较多的概念。其中的自爱和自利确实是第一内涵,仅此进行抽象的讨论很难超越生物学的既有结论。本文以关联中显示本质的方法,分析了经济人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的历史演化,认为:(1)经济人是启动市场运转的第一动力。(2)经济人的现代合法性需由市场制度间接证明。(3)经济人概念具有强烈的反神学意义。(4)经济人与市场制度相结合,拓展了人的自由。

基于平等权利的公共服务与管理

相对于人的平等权利而言,公共服务和管理本身远不是终极价值。本文认为,我国既有的公共管理体制固然存在公共服务与管理供给不足的问题,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设法解决体制上的公民个人权利平等问题更重要,后者更具有根本性,是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现象背后的原因。解决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和权利救助问题,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分析了体制性权利不平等因素,并据此提出了若干权利救助方面的政策建议。

世界经济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的演进——兼评《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

基于对世界经济史的宏观梳理和观照,研究发现: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来的,它解放并发展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被农业社会束缚的生产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这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存在着进一步改进、改革、改善甚至颠覆的空间。与此相对,民主德国和苏联在战争和赶超强国的经济目标推动下,探索尝试了公有制经济和计划指令型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均在短期内实现了各自的国家目标,尽管如此,世界经济史已经证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成功,成效并不显著。基于上述世界经济史上的多元观照,进一步研究认为,在恰当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当前双循环相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种有可能以局部次优为代价取得全局最优效果的,正在健全完善的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基本经济制度。

宏观视角下的充分就业问题

本文认为,创业是深度开发就业岗位的前提,促进就业的潜力极大。一是因资本市场发育滞后所导致的金融支持不足;二是低端服务业市场的经营成本高,限制多。前者涉及加快资本市场改革问题,后者涉及放宽低端服务市场的管制问题。

关于发展和规范我国证券信用评级业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下一般命题和相关推理被普遍认可：一、衡量一个主权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而不是终端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二、资本市场属最具稀缺性的生产要素市场，其发育成熟过程所面临的风险比其它生产要素市场更大；三、资本市场...

经济人:强硬的内涵与重要的前提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之一,"理性和开明的自利性"是其中最强硬的内涵。人类最初确定这一内涵就显示了反神学进程的一个具体成果,同时它也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精确性。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人为自己增添了许多新内涵:(1)"第一人称";(2)适用于"部分交换行为";(3)"处于孤立状态"等,其中每次进步都有明确的涵义。西蒙以新范式替代了追究自利动机这种"公认力量的强度"的难题。

中国体制转型“红利”的积累与有效利用

中国的改革能够兼顾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首先与恰当的转型顺序有关,也与每一轮改革所形成红利被合理有效地利用有关。中国农村改革具有自发性质,得益于历史经验,由此形成的改革红利被用于支付部分价格改革成本是正确和幸运的。乡镇企业在价格改革具有优先性的引导下,利用短缺经济获得大发展所形成的改革红利,又被用于支付国企产权改革的成本。本文认为,假如改革停滞,任何改革红利都会被新制度建设所遗留的"赤字"逐步耗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