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市治理与公众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已不再仅是公众居住的物质之所．更是其情感依托的精神空间。城市功能的现代化转变表明．公众才是城市生活的真正主体．从政府主治到公众参与．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意味着一系列理念的更新和实践的转变。

道路通向城市: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正当性刍议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参与权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公众参与的特殊意义在于通过公众富于意义的参与充足政府执政和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急遽推进,现代城市与公众经济利益、生存质量和生活品质之攸关前所未有。由于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而导致社会矛盾丛生,大量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这也反证着在城市规划发展的前端和上游引入公众参与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广州司法实践为例,随着"三旧"改造步伐的加快,近年来广州市两级法院受理城中村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据统计,2011年,广州两级法院受理城中村案件49件,数量超过前四年的总和。与此同时,在引发涉诉信访,尤其是集体访、过激访、缠访的案件中,以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案件最多,而诸如此类"推土机前的反抗"和"大河移民的上访"均应当而且可以通过规划前期富于意义的公众参与将可能的矛盾隐患消弭于未然。为此,本文主要透过三十年治理变迁探寻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历史合理性并深入分析其现实必要性、藉由反向助推和政府自觉两个维度检视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进而从开启官智和对开启民智的批判两个方面辨正对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认识,以期为创新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一个法院普通工作者的绵薄之力。

持守人类良知底线——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缘何从未“奉命行事”

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这些不时跃入人们视线的冤假错案,不仅死死困扰和拷问着业内,吞噬着本已孱弱不禁的司法,而且屡屡挑动社会公众最敏感的神经,尤其在进入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其间的各种无可避免、无可奈何和无所适从及其所产生的紧张关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着实让各方纠结不已。冤假错案缘何发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合理怀疑、非法证据、民意牵制、媒体审判、权力干预,以致不惜抑或不得不违背无罪推定和程序公正的现代刑法基本原则?诚然,皆有之!

转换的逻辑:从土地收回到土地征收——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对象

引言在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急遽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关于土地征收问题的论争从未消弭停息。在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主流话语裹挟下,作为后发之地,我国更是难成例外,甚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狂飙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