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孚论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孔孚堪称奇迹。他自己恐也不可能料到,年近花甲一发而不可收的诗作,不仅深为许多读者所喜爱,且赢得了一些著名诗人、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海外诗坛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孔孚的成功,不仅在于写出了富有“诗意”的诗,且以宏阔的宇宙视野,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孔孚不仅是一位真正痴迷于诗、潜心于诗艺求索的诗人,对诗之本体特征亦有着自己的独特认知与思考。我们仅从他提出并反复论述的“远龙”“出虚”“大虚”“灵视”“隐现”这些新颖独到的关键词中,就能意识到他在诗学方面的开拓性与创见性。

有所坚守,做点自以为有价值的学问——关于人生与学术研究的体悟与思考

杨守森结合自己的学术历程,认为黑格尔所警示的“熟知非真知”,或应作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在文艺学研究方面,应如同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说,加强“批评常识”的“好斗”意识,注重对一些“熟知”的理论范畴的辨析,深化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此外,文学理论毕竟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因而从事文艺学研究,应加强对作家与作品的关注,重视批评实践,这样,在思考理论问题时才不至于空泛。他还提出,作为一位人文学科的学者,要以平静的心态,有自己的规划与坚守;应尽可能避开世俗干扰,做一点自认为确有价值的学问。

生命意识与文艺创作

生命意识,是具有了意识活动能力的人类,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知与体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关切与探寻。从性质上看,生命意识又可分为原初生命意识与文化生命意识两个层级,前者主要体现为生命体验,后者主要体现为生命思考、生命策略与生命关爱。生命意识是一位诗人、作家、艺术家得以成功的保障,是其作品魅力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因。文艺作品境界的高下优劣,亦与创作主体投入的生命意识的程度与性质有关。创作者只有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又能以超越性的襟怀,以大生命意识的视野透视人性,观照人生,体察万物,才能创作出境界高超,具有强盛生命活力的作品。

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

人工智能用于文艺创作,丰富了表现手段,提高了创作能力,开拓了想象空间,已在文艺观念、创作格局等方面,对人类的传统创作提出了挑战。但本质上属于机器的电脑,尚无法创作出真正具有人性境界的作品。就其发展前景而言,也还看不到电脑能够完全代替人脑的任何可能性。人类的文学艺术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思维等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而在电脑尚难以具备人脑功能的情况下,所谓人工智能性的文艺创作,也还只能是一种奇异的梦想。

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

作为人类的故乡,乡村,不只是地域空间,也是文化空间,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重要发源地。乡村美学,理应成为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乡村生活环境中,在乡下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器具制作、人性人情、民风民俗、民间艺术,以及相关的文献、典籍、诗词歌赋中,蕴藏着既不同于外国乡村,也不同于现代城市的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审美文化资源,亦深隐着民族乃至人类共通性的审美心理生成的奥秘。将中国乡村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加强对中国乡村审美人格、审美观念、审美创造、审美环境、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既有助于为民族振兴探寻文化之根,亦可为中国当代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审美维度的借鉴。

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

依据内容构成,文学批评大致可分为复述归纳、体悟阐释、分析评判、提升创造四种基本形态,依次相对应的是传播文学信息、丰富作品内容、探讨创作规律、开拓思想空间四重境界。复述归纳式,也许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体悟阐释式,也因缺乏深入分析而批评意味不足;达至第三重境界的分析评判,才更具文学批评的本性;而最高境界则是思想空间的开拓与创造。正是依据四重境界,可进一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足大多批评文章,达到的尚是低层次的第一或第二重境界,与之相关,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我们还找不出一位像刘勰、巴赫金、赛义德那样具有独立思想创造的批评家,能够达到第三重境界的批评家也不多见。一位批评家,要达至第三重境界,必须具备广博的专业理论与深邃细腻的文学眼光;要达至第四重境界,需要的则是元理论的反思能力与超文学的批评视野。

文学：审什么“美”？

由片面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转向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重视,这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大进步。但文学价值,毕竟是多元价值的复合,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固然会危及文学,而过分推重其审美价值,将其视为文学艺术的根本价值、首要价值,或最高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有可能降低文学的尊严,匡拘文学的视野,影响文学的发展。事实上,不论由阅读经验、创作动机,还是社会需求,或是由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生成规律来看,文学艺术的根本价值,与其谓"审美",不如说"感人"。这感,可以是美感,也可以是丑感、痛感、悲感、怒感、惧感等等,而不论什么"感",只要能同时给人以人生的启迪,社会文明精神的滋育,就具有值得肯定的文学价值。

走向沉沦的中国当代诗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状况评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情感日趋淡漠,诗意日渐匮乏。更有甚者,粗鄙与恶俗之作泛滥。诗人、诗派之间的恶斗与纷争,理论界、批评界的误导与混乱,亦在加剧着中国当代诗歌的沉沦之势。怎样才是有价值的诗?固然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尽人认可的标准,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个门类,诗之为诗的基本质素还是清楚的,这就是:能够引人阅读,且读后能够使人心有所感,情有所动,思有所生,能够有益于人类的精神健康与心灵提升。

美学思维指向辨正:回到常识

中国当代美学,虽然诸说繁多,热点频仍,但因"思维指向"的迷误,常见大而无当、玄虚莫测、脱离实际、不能有效地回答与"美感"相关的常识性问题,有的甚至越来越远离了这类问题。这种状况,与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类乎"集体无意识"的"唯心主义心态禁忌"以及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言论似不无关联。我们的美学研究,只有回到实际、回到常识,从"美感"出发,而不是从子虚乌有的"美的本体"出发,才可能更有作为。

艺术境界论

在中国文艺学领域,“意境”与“境界”常被混为一谈,而实际上是判然有别的。“意境”强调的是主客化一,情景交融,“境界”注重的则是作家、艺术家凝铸于作品中的关于现实、人生、宇宙的主体性体悟与沉思,即诗性精神空间;“意境”是一个浑然整体概念,“境界”是一个深度层级概念;“意境”更适于论及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之类诗作,而“境界”则不仅可用之于分析各类诗歌,亦可用之于分析小说、散文、戏剧以及书法、绘画、音乐等各类艺术作品,以及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层次等。文学艺术中的境界,由低到高,大致上可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宇宙四个层级,中外历史上那些一流文学名著,所达到的正是最高品级的宇宙境界。

数字化生存与文学前景

在数字化生存条件下,传统的文学观念、创作方式等均已受到了巨大冲击,但无论是悲观地判定文学正在走向终结,还是乐观地预言文学正在创造图像时代的辉煌,都是缺乏根据的。文学艺术的重要特征是经由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而生成诗意,而这样的诗意创造,数字技术是无能为力的。正是由"诗意创造"角度可知,数字技术对文学的冲击,又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促使人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文学艺术的特质,使文学进一步走向"文学"。

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路历程

郭小川是以“战士诗人”著称的,但“战士”之语,实不足以概括复杂的郭小川。作为战士,他奋力献身革命事业,并创作了许多气势豪迈的时代战歌。但他又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驯服者,而是一位向往人格独立、力图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历史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个人及历史的局限,郭小川终生未能达到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境界。郭小川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他的诗文,更是关于文化人格、诗性精神等命题的思考。

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概观

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从主导倾向来看，本世纪的中国作家，主要表现为政治型、人文型与超然型三种心态，但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具体作家的心态又是复杂的，往往表现出矛盾性与多面性。文学作品的成功，必须以自由与真诚为有效的心态保障，而在本世纪，却有这样三种心态影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即政治禁忌心态、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与宗派心态。就文学创作而言，只有设法排除这些非文学心态的干扰，才能写出成功之作；从研究来看，也只有注重从多方面入手把握作家的复杂心态，才能将作家恢复到有着整体生命状态的个人予以观照，才能使文学研究更为切合实际。

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文学作品,当然必须具有"文学性"。但仅凭"文学性",只能判定一篇文章是不是"文学作品",尚难以判定是不是"好作品",更难以判定是不是"大作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非文学性"对"文学性"的掩抑固然伤害了文学,但如果反转过来,让"文学性"掩抑了"非文学性",同样是文学的悲哀。对于文学作品的整体价值而言,"文学性"重要,"非文学性"亦同样重要,在许多情况下抑或更为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颓落与低迷,主要原因就已不再是"文学性"的缺失,而更在于某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非文学性"因素的缺失。

生理病残与文艺创作

生理病残,本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之一。不论内脏器官的紊乱失常,还是五官四肢的缺损变异,都会导致人生的失意与悲哀,甚至恐惧与绝望。但就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而言,对于那些有着顽强意志和生命欲求的人而言,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这尤其表现在人类的文学艺术领域。文学艺术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有时候,正是生理病残,不仅诱逼一些人投进了缪斯女神的怀抱,以对世界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淬炼的灵魂,在精神宇宙里寻求自我的创造与完美,而且又正是因其异常的生理刺激,使之坚定了创造的意志,迸发出创造的活力,酿育出了奇妙的精神之花。

论诗意

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会有诗意,但作为"文学中之文学"的诗歌,其诗意自不同于其他文体。一首诗的诗意,不是一般所说的构成作品内容的"意义"、"意蕴"、"寓意"之类,而是作者重在以虚玄性的创作方式,通过特定技巧与意象组合,创造出来的具有本体构成性与自足功能性的有意味的想象世界。中国当代新诗之所以陷入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诗意的缺失。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

文学作品的精神境界,是决定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之所以愈见萎靡,主要原因即在于内在精神之下滑。文学精神,主要指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具体包括国家时代精神、全球时代精神与人类精神三个方面。探寻相关精神内涵,提升相关精神品位,是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知性思维与中国当代文艺学

由于特定的历史进程、时代氛围及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我国当代文艺学领域,曾长期习惯于黑格尔所说的独断的、孤立的、片面的"知性"思维方式,至今,如此思维之弊仍在制约着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致使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不自觉地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见由旧的片面性陷入新的片面性。即以知性能力本身而言,亦存不足。为了促进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进一步繁荣以及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应在清醒把握感性、知性与理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既要警惕"非此即彼"之类的"知性"弊端,亦要重视真正的知性思维,更要有对理性思维的自觉追求。

“阶级斗争”背景的超越——重读《艳阳天》

本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体框架,凸显极左思潮印记的《艳阳天》,其客观内容与浩然的创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因得力于作者对当时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与了解,小说中实际隐含着人性异化、宗法意识、极左思潮、诗意情怀之类超越了政治背景的深层内涵。至今,这部小说之所以仍能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与喜爱,或许正是与这些深层内涵有关。

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长——茅盾建国后的心态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师茅盾 ,以其丰富的文学经验与深广的社会阅历 ,本应取得更为辉煌的创作成就 ,但成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之后 ,由于国家意志与艺术良心的冲突 ,以及自己的脱党经历等方面的隐忧 ,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终于窒息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此外 ,原有生活积累与“工农兵方向”的相违 ,也使茅盾的创作难以为继了。这不只是茅盾个人的损失 ,也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