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打油诗——《银翘集——杨宪益诗词选》序

青年编辑朋友如水兄搜集了我过去和现在写的旧体诗,并要我写一篇自序。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间,确实有时也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尤其是在最近20年间,写的自己叫作"打油诗",恐怕连打油也不够格。朋友好意想给我出个集子,又费工夫代我搜集,盛情难却,就只好"打鸭子上架",遵命了。我开始学写旧诗很早,大概在我上中学以前,当时才十多岁。我家里给我请来一位老先生,名叫魏汝舟,自号自宽老人。他原来在前清末年考上秀才,但没有能够中举做官,就碰上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京。

杨宪益:我的“文革”岁月

山雨欲来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听说我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翻译过一些希腊、拉丁古典著作,希望我能把"荷马史诗"翻译出来。

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

我想提出供讨论的题目是比较一下我国唐代兴起的新体诗歌和欧洲的十四行诗以及古代波斯的鲁拜体四行诗,并提出一个假设,即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我这样说,也许会使人们感觉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蒲松龄著作在国外》序

我的老朋友李士钊同志,解放后不久,即遭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历史公案——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牵连,我们已有多年没见面。1978年春天,他突然又到我家中来,谈起他这些年中的坎坷经历。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我初到英国是在1934年秋。到了伦敦，我的中学英国老师朗曼就给我找了两位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给我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是因为我要去牛津大学念希腊和罗马文学，而在当时去牛津读这种文学的学生都是在中学已经学过一点这两种文字，我在中学读书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我在伦敦补习了几个月，1935年年初，去牛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了。

自嘲(外三首)

~~

《蒲松龄著作在外国》序

我的老朋友李士钊同志,解放后不久,即遭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历史公案——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牵连,我们已有多年未见面。1978年春天,他突然又到我家中来,谈起他这些年中的坎坷经历。当我看到他的精神依然那样的坚强和健旺时,又使我异常高兴。进而了解到他1957年调回山东故乡从事地方志工作期间,虽然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可他在逆境中并未沮丧或消沉过,对于山东文化历史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天葬(打油诗)

一早应火化臭皮囊,省得青蝇吊客忙。天葬无非膏鸷鸟,国殇只可死疆场。阵前免胄悲先轸,日暮挥戈笑鲁阳。人世寿夭终有数,何须留影祭殊方。二鸟去台空久寂寥,荒岩突出映南郊。尚留斧凿遗痕在,更有经文彩带飘。

要出版红学丛书

本刊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第六次编委扩大会,大多数编委都在会上发了言,对当前红学研究和本刊的工作提出看法和意见。这次会议的综合报道,巳于本刊一九八七年第一辑发表。这里我们选登吴组缃、杨宪益、张毕来、廖仲安和陈毓罴等五位编委的发言,供大家参考。发言稿是根据录音整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我的读书经历

一些爱好文史知识的年径朋友要我写写'治学'经验。谈起'治学’、实在不敢当之至。我虽也爱好文史,过去也写过一些零七八碎的笔记。

漏船载酒忆当年

在中国境外居住、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往往会把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疯狂"的同义词。他们以为中国只是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这一特定的时间内发了疯。事实上,疯狂开始的时间比这还要早十年。

我的读书经历

我小时读书的条件很好，家里有不少先辈留下来的旧书，可以偷着自由翻看。这些各式各样的旧书，从一些经史子集的专著到明清近代的笔记小说，还有整套的林译《说部丛书》。我没上过小学，相当于别家孩子上小学的年纪，家里给我请了一位中文老师，是个秀才。我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书。初读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千家诗》。10岁以后读“四书”，然后是《诗经》、《书经》、《左传》。此外还有《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唐诗三百首》、《楚辞》，这些都是要背诵的。我小时记性不错．一般的书分段读个二三遍，就可以背下来了，所以并不感到吃力。

青春做伴好读书 兴之所至读闲书

我没有读过小学，开蒙是家里请的一位老秀才，叫魏汝舟。读的书是当时最普通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后是儒学经典《论语》、《孟子》、《礼记》、《诗经》，也读《楚辞》、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史书。所有的书都不怎么解释，就是要背。我记忆力还可以，一般读个两三遍，就可以背了，所以基本上没挨过打。其实背不出也不会打，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没人敢打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