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时期,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应高度警惕执政合法性的损耗,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实践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等路径来加强执政合法性。

儒家廉政文化:地位、结构与限度

廉政构成儒家文化的一项核心命题。儒家廉政文化中,"民本"是廉政的目标设定,"尚义"是廉政的指导方针,"正己"是廉政的具体策略,"主德"是廉政的实践手段。儒家廉政文化具有儒家廉政思想、儒家廉政意识、儒家廉政机制、儒家廉政史迹与儒家廉政器物等五种具象形式。儒家廉政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神圣性的官本位意味着廉政实践中权力的任性,精英性的执政主体意味着廉政实践中大众参与的缺位,自律性的修为路径意味着廉政实践中规则的乏力等。

当前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的缺陷与优化对策

新时期,关于进一步优化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是执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组织结构建设的必然要求。仅从制度标准来衡量,目前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主要不足表现在:制度意识淡漠、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文本粗陋与制度绩效欠佳等。为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的积极作用,应做到:大力宣传,增强离任审计观念意识;加强立法,健全离任审计规则体系;注重效率,提高离任审计工作质量;凝聚合力,发挥离任审计功能作用等。

《新民主主义论》并未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长期以来众多著述认定,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早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然而,我们通过追本溯源的历史考证与分析,发现上述观点是基于版本原因得出的错误结论。

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探略

最高国务会议存在于1954年宪法实施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的十二年中,其在当时我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实践中,最高国务会议是国家重大事务决策协调机构、各民主党派与各人民团体参政议政的重要民主渠道、最高政治动员会、毛泽东思想宣讲舞台。回顾最高国务会议的历程,可以为我国新时期国家机构的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略论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毛泽东科学地学习与研究中国近代史,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体现出勤奋、求实、创新、虚心的治史精神,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从现实革命与政治实践的需要出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矛盾、动力、过程以及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深刻的分析与研究,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科学论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之一。同时,显著的政治烙印是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我们对待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也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态度。

毛泽东诗词与人格魅力

毛泽东诗词是一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史诗,是毛泽东性格、精神、理想、信念与愿望的载体与凝聚。吟诵毛泽东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毛泽东绚丽的人格魅力,并给予人前进的动力,从而使人变得崇高。

华北人民政府与建国初中央政权建设

1948年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准中央政权的实验。华北人民政府之生成实践对中央政权生成提供了借鉴范本,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提供了制度先导。厘定建国初中央政权建设的华北因素,这对于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个长期被误解的民主政治思想家

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思想,参与制定1787年宪法和维护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其稳健的民主政治思想适应当时美国的现实国情,顺应美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汉密尔顿是长期一个被误解的民主政治思想家。

东南亚广西籍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

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胜利，是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广西籍华侨遍居海外，尤其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地区，为居住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为祖国的强盛和民族的振兴殚精竭虑。抗日战争中，东南亚广西籍华侨和其他省籍的海外侨胞一样与祖国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邓小平在左右江根据地的统战实践

邓小平同志是广西百色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与发动者,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与领导者。邓小平同志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和统战实践具有鲜明的特点,对百色起义的举行与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挑战与抉择:明和清前期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落后与挨打的血泪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学习西方、追求进步的新陈代谢的历史。然而痛定思痛，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近代的历史趋势和进程又有着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视角放在中国大历史的整体背景中对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让我们看看如此相似的历史巧合，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殖民者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仑、库克等远航亚非、拓展美洲，疯狂寻找白银、香料与奴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掠夺行为；

试论新中国“政协—政府”开国路径

新政协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政协—政府"的开国路径具有重要意义。1948年11月后,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动下,原"政协—人大—政府"开国路径调整为"政协—政府"开国路径。从经验上考量,基于政治决策的时间性、政治录用的可控性、政治授权的可操作性、政治经验的承继性的"政协—政府"的开国路径,创造出适应现实环境的有效秩序与发展。通过"政协—政府"的开国路径,中国初步开创了现代国家的基本领导架构,确立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架构,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

领袖权威与制度成长:基于互动的视角

领袖与制度存在互动关系。领袖对制度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预见制度需求、定向制度价值、传播制度理念、开启制度运行、维护制度文本、调适制度实践等;制度对领袖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维护领袖权威、保障权力行使、制约权力失范、型塑政治性格等。领袖与制度关系的趋向是:领袖对制度的能动作用不断减弱;制度对领袖的规范作用逐步增强。领袖与制度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形式“共意”视域下的“样板戏”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样板戏"以其激烈的政治化本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政治发展进程。"样板戏"属于形式"共意",体现着单向度的国家意识形态规制。"样板戏"是高度概念化意义系统:在政治结构上,"样板戏"将领袖、政党神圣化;在社会结构上,"样板戏"将阶级、阶级斗争绝对化;在道德文化结构上,"样板戏"将禁欲主义、奉献精神等极致化;在经济结构上,"样板戏"将经济政治化奉为常态。"样板戏"运动中,"共意"形塑的实践体现出相互联系的动员化操作、标准化程序与仪式化展示等三者统一。"样板戏"在实践中发挥着合法性、整合性与提取性等相互联系的功能。然而,"样板戏"既缺乏社会政治文化支撑,又由于意识形态刚性而不能创新,在存续十多年后最终被横扫进历史的暗角。

启动、定向、设计、完善:领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

领袖在制度成长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由于领袖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行使的政治权力、所承担的政治职责与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其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定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价值、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文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机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期,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充分展开的过程中,领袖仍将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的重要力量,但领袖必须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的机制与空间内展示其雄才大略、原创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华北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探析

华北区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性质的政权表现形式,制度文本和实践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议行合一”、民族平等与团结等原则。开创了新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由于战争环境、制度探索等主客观因素,华北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进行了调适,具有鲜明的制度创新特征,也存在一定的瑕疵。研究华北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对于深刻认识与理解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统战实践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的统战实践为百色起义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巩固与促进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并为当今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过程 ,经历酝酿、命名、确立、曲解、定义时期。随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发展。